不管是在法庭上，或是对警方，甚至是对单独来与我会面的律师，我都没有泄露那个秘密。我像一个认真的小学生一样顽强地对自己说，那个秘密绝不能说出去。我答应了信太郎的，到死也不把那秘密说出去。这样一来，我反而可以抚平孤独感而回复中静。要说是讽刺也真够讽刺的。
　　我要是开始供称某个细节时，会避开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自然会露出一些破绽。但我会马上注意到，然后试着在被质问之前更正过来。
　　当然有好几次被尖锐地挑出破绽，而受到猛烈的攻势。但是那时总是会只要不说那件事、不提那件事，其他的据实以告的话就好。要是非有破绽不可，也不试图圆谎，就很诚实地承认。然后更正自己的记忆上的错误，道歉了事。
　　大致上来说，我的自白是这样的：
　　我帮着信太郎翻译，不知不觉间萌生了爱芽，喜欢上了信太郎。知道信太郎并不介意妻子雏子的放荡行径之后，虽然心里觉得很怪，但是随着和他们夫妇越来越亲密，也就惭渐习惯了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与雏子也变成好朋友。
　　但是自从大久保胜也出现之后，情况就整个变了。信太郎知道雏子开始爱上大久保以后大怒，夫妇关系出现了裂痕。信太郎对我也冷淡起来。
　　那天晚上，雏子和信太郎在目黑的公寓大吵一架。信太郎邀我到强罗的温泉旅馆，我感到他已不再爱我，他只是寂寞才邀我作伴。
　　即使他不爱我，我还是想待在他身旁。所以回到东京以后也没回家，就待在目黑。第二天早上，信太郎到学校以后，我接到了雏子打来的电话。听到她说打算与信太郎分开，我脑中一片混乱。我不想要雏子和信太郎分开。为了让信太郎的精神稳定，雏子是必要的。也就是说为了让信太郎爱我，雏子不可或缺。
　　我一听说雏子在轻井泽的别墅，我就出发到那儿。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强烈地想促使雏子和大久保分开，只是想见到她和她好好谈一下。
　　大久保也在别墅内。他尖刻地批评说，像我这样为了别的夫妻操心是幼稚的行为。我以前也被他叫过小姨子，所以火一烧上来就失去理智。
　　大久保在带着有点感冒的雏子上了楼以后，等到意识回过来，我发现自己手上拿着枪。在我心中有那种想在他们面前死，作为复仇的想法也说不定。
　　我进了卧室。架着枪时，不巧地，信太郎也来了。
　　他企图说服我放下枪，被我拒绝。在那样异常的情况下，大久保还大言不惭地在床上嘲笑着信太郎。那是信太郎与雏子的床。我一想他不该睡在那里，就对他忿怒以及憎恶到了顶点。我把枪口朝着大久保。在那时对他确实感到杀意，我没有犹豫就扣下了扳机。

　　雏子开始发狂，在她这么歇斯底里的叫声中，我更是混乱。我感到大久保还有气息，所以又再举枪。
　　陷入混乱的雏子突然奔到我面前来。我是把枪口对着雏子，但信太郎好像以为我要射杀雏子。当然我丝毫没有枪杀雏子或信太郎的意思，但是我手指已扣了板机，信太郎为了护着雏子，一瞬间跑出来背对着我，但已来不及了。
　　我已经决定，只要信太郎和雏子没有自己供出秘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变更供词内容。为了不露出马脚，我翻来复去地思考，也有过根本睡不着的夜晚。那种艰辛和异常的紧张状态，即使到现在都不堪回首。但是那样的日子越继续下去，我就越来越感到自己和雏子以及信太郎是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而能够在暗地里感到喜悦。
　　知道他们夫妇秘密的就只有一人。就只有我的这个事实，让我感到骄傲，现在想起来只能说是不可思议，他们或许也不认为我会为了寻求减刑而说出那个秘密吧。要是我说出片濑夫妇其实是兄妹，我知道了以后大为震惊，陷入了狂乱之中。大久保说他已从雏子那儿知道这件事，居然当着片濒先生面前叫他哥哥，令我大为光火，就发作地犯下了罪。
　　我只要这么哭着说的话，什么都可以简单地解决。而这么一来的话，二阶堂忠志会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信太郎和雏子则会被八封杂志拿来大做文章。但这和在狱中服刑的我毫无关系，要是再有技巧一点的话，我不是加害者，而是一位从乡下来不幸卷入异常男女关系的可怜女子，还可换取世人不少的同情也说不定呢。
　　但是我对那件事彻底地守密。片濑夫妇好像和我心有灵犀一点通一样，像是已和我事先串好，只要我一供出什么，他们就会在这之前或之后几乎不差地发言作证。
　　不论是在调查室、监狱里，或是法庭上，与看不见的他们俩对话，是我每天的功课。今天要是自己这么说的话，他们接下来会这样说吧。他们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应该这么说。这样的想像可以说把我从孤独的深渊中解放出来。
　　而后来实际上也是照我想的一样。他们说的和我说的一致，和我的供词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知道这种情形之后，我被喜悦感所包皮围。有时我会想，我们三人终于是一体了，而感概深切，体会到无比的幸福。

　　我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四年。那是很公正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服刑。
　　唯一不断让我心里不安的是信太郎。他被我击中损及腰骨，不只不能走路，连站立都不行，必须一辈子在轮椅上。我好几次向律师商量，想写封信给他向他道歉。但律师说，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以我的立场现在不写比较好，所以我也就放弃了。
　　我听说信太郎除了身体不自由以外，精神很好的时候，心情也无法开朗起来。我好几次回想着信太郎那双修长的脚。那双向我靠近时，走向雏子时，让我们开心、逗我们笑时，装着顽皮时，自由矫健行动的双足。我恨自己使那样的脚必须被固定在轮椅上。
　　我不断地想，现在再来道歉也无济于事。每天晚上，我在狱中写着他永远不会看到的信。写了撕，撕了写，不停地这么反复着。一直到言词已尽，再也没有什么好写了以后才停止。我想我写了近一年。
　　一九七五年，在狱中、我二十六岁那年的秋天，信太郎翻译的《玫瑰沙龙》出版了。担任信太郎编辑的佐川透过律师送了一本给我，我才知道的。
　　事件过了一年多以后，信太郎重出社会，开始翻译未完成的翻译工作。经过了许多波折终于诞生了的《玫瑰沙龙》，是一本厚度将近五公分的长篇大作。书的封面是颓废派的画，在画的底下仔细看，可以看出蔷薇花的轮廓。相当的细致。
　　在字里行间，唤起了我许多的鲜明的记忆。那儿是信太郎不断推敲的地方、因为译不出来而先跳过的地方，还有我和信太郎第一次有肌肤之亲的部分。
　　我一页一页翻着，不禁泪如泉涌。随便我看哪一段，都有以前的自己还有以前他们夫妻的影子。
　　在书的最后，有译者感言。那是长达七页的解说文章。我几乎可以听到信太郎的声音，一直到最后一行停了下来。那写着译者信太郎对担任编辑的佐川的感谢之辞，然后就只有日期和信太郎的名字。
　　就只有这样。他什么都没有。和他一起翻译，一点一点帮他从事粗译、誊写等等工作的我，常以他的专属秘书出现的我的名字，怎么样我都找不到。连因为某种个人原因所以出版大幅延期，这种对读者交代的话也都没有。
　　那是理所当然的吧。对拿枪杀人的人没有必要为文感谢。即使那个人过去与自己相当亲密，对这个人心中还有些许的感谢之意，但是以一般社会的伦理来看，还是应该割爱。
　　我即使了解还是很难过。没有道理的孤独感向我袭击。我想，我们在没有事先讲好的情形下，那样几乎完美地让作证内容吻合、骗裁判过关。但是他们似乎不认为是三人一心努力的结果，而认为只要自己把夫妇间的秘密隐藏起来就可以办到的吧。

　　结果自己只是个把大久保杀了、让信太郎负伤的杀人犯而已。信太郎没有义务对这样的我献出感谢的话。在信太郎心中，对我已没有一点关心一点爱意也是当然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在做梦。而今后也一直会持续这样下去。我觉得这样的自己真是够惨的。
　　那个晚上即使看守的人脸上带着诧异的神色，我还是哭了一晚到天亮。从被逮捕、被拘留以来，那是我第一次那样哭。
　　也是在那以后，我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我在狱中看了各种的宗教书籍，以极度顺从的态度过着狱中生活。
　　我没有再读《玫瑰沙龙》。在我心中曾经有过的对放荡生活的憧憬、想堕落的愿望，还有对于情色事物的饥渴，全部消失于无形。
　　我以模范犯人十四年的刑期减刑为十年出狱，那时正快要三十三岁。
　　出狱的时候，我把很久都没有去读的《玫瑰沙龙》送给一位很照顾我的女性监狱管理员。她笑着说看小字会头痛，只对书的封面有兴趣。她说把封面剪下来裱起来挂着也不错，我说随她怎么都好。搞不好那位女管理员家中到现在还挂着《玫瑰沙龙》的封面。
　　因为新生辅导员的帮助，我在房总半岛海边的旅馆觅得一职。只被派做清理脏物的工作。住在旅馆内工作了两年，母亲来探望我，哭着告诉我妹妹的婚事因为我而接连告吹，让我感到极为沉重的责任。我思考了一下以后，就决定永远消失在家人面前。
　　那以后换了好几个工作。在乡下的小工厂做过事，也在港口专门供饭给工人吃的饭店里，从早到晚的磨米一直都是一个人。我没有交朋友也没有人接近我。
　　后来我在教会认识了平野夫妻。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和他们比较熟了以后，就到五反田的咖哩屋做事。
　　事件已经过了二十三年，但是信太郎和雏子还活在我心中。我一闭上眼，就看到坐着轮椅的信太郎，还有依偎在他身旁的雏子。很奇怪的，在我的想像中，他们俩的容颜就跟当时一摸一样。
　　他们俩一直对我微笑着，但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就橡我第一次与他们相会，他们像极了是嵌在相框中的人。在那儿没有风声、没有雨声、也没有鸟鸣，只与像是灰色沙丘的风景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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