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
　　赫尔曼和雅德维珈一起住了两天。玛莎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他打算和她一块出去，所以他煞费苦心地事先告诉雅德维珈，他得出一趟远门，到芝加哥去。作为对她的补偿，赫尔曼先带她出去玩了一整天。一吃完早饭，他俩就走到海滨木板道，赫尔曼买了两张转椅票。赫尔曼把雅德维珈放在一只狮子座上，她几乎尖叫起来；他自己坐在老虎座上。她一只手抓住狮子的鬃毛，另一只手拿着蛋卷冰淇淋。然后他俩又去乘转轮，他们坐的小车猛烈地前后摇晃着。雅德维珈倒在赫尔曼身上，哈哈大笑，又害怕又高兴。午饭他们吃了馅饼、牛肉香肠和咖啡。饭后他俩慢慢溜达到羊头湾，在那儿乘船去和风角。雅德维珈担心她可能要晕船，然而海水十分平静，绿色和金黄色的波浪几乎不动。微风吹乱了雅德维珈的头发，她用一块手绢把头发扎好。船只停泊处正在演奏音乐，雅德维珈喝着柠檬水。晚上吃了顿鱼以后，赫尔曼带她去看一部音乐片。影片里充满了音乐、舞蹈、漂亮的女人和华丽的宫殿。他为她翻译，所以她知道了电影的内容。雅德维珈紧紧地偎依着他，握住他的手，还不时地把他的手放到自已的嘴唇上。“我多么幸福啊……多么幸运，”她悄没声儿地说。“上帝亲自把你赐给我！”
　　那天早上，雅德维珈睡了几个小时就醒了，心里充满了欲望。像她以前恳求过许多次那样，她恳求他让她生个孩子，让她皈依犹太教，他答应她的一切要求。
　　早晨，玛莎给赫尔曼来了个电话，说她的休假要推迟几天，因为接替她的出纳员病了。赫尔曼告诉雅德维珈，他希望能大量推销掉书籍的芝加哥之行要推迟几天，他要先到附近的特伦顿去一趟。他在第二十三街拉比的办公室停留了片刻，然后坐地铁去玛莎家。他应该感到满意了，但是他被大祸临头的预感折磨着。那会是什么灾难——他会生病吗？有什么不幸要降临到玛莎或雅德维珈的身上吗？但愿太平无事。难道因为他没有付税金被捕或是被驱逐出美国吗？是的，他也许挣钱不多，但是仍然应该填表；他可能是欠了联邦政府或州里一些钱。赫尔曼知道有几个齐甫凯夫的同乡知道他在美国，他们想方设法要和他取得联系，但是他得和他们保持距离。对他来说，人与人之间的每一次接触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他也知道自己有几个远房亲戚在美国，但是他既不打听，也不想知道他们住在哪儿。
　　那晚，赫尔曼住在玛莎那儿。他俩争吵、和好、再争吵。像往常一样，他们的谈话中充满了各种他俩都明白永远不可能遵守的诺言，充满了各种不会实现的乐事的幻想和各种能刺激得他俩共同兴奋的问题。玛莎拿不稳，如果她有一个姐姐，她是否会允许赫尔曼跟她姐姐睡觉。如果赫尔曼有一个兄弟，她自己是否乐于跟赫尔曼和他兄弟一起过？如果她父亲还活着，而且对她怀有一种乱伦的激情，她会怎么办呢？如果她决定回到里昂。托特希纳身边，或者为了钱和某个有钱人结了婚，赫尔曼还会觉得她是意中人吗？如果她母亲去世，她会搬去和赫尔曼、雅德维珈一起住吗？如果他阳展了，她会离开他吗？他们经常最后谈到死亡。他俩都认为自己年纪轻轻就会死去。玛莎一再催赫尔曼为他们两人买一块墓地，这样他们就可以葬在一起。玛莎在充满激情的时候，向赫尔曼保证说，她会到他的坟墓中去拜访他，而且他们还会做爱呢。怎么可能有别的情况呢？
　　玛莎不得不在清晨离家去上班，赫尔曼还睡在床上。他替兰来特拉比干的工作照例又耽搁下来，他一定得完成自己已经答应的稿子。他给了拉比一个假地址，拉比要在那儿安个电话，但是拉比好像已经忘了这件事。上帝保佑，他一心扑在自己的生意上，把这件事忘了。拉比把事情记下来，可是他从来不查看笔记本。过去没有哪一位哲学家和思想家能够预见到这样一个新纪元——匆匆忙忙的新纪元。匆忙地工作，匆忙地吃饭，匆忙地说话，甚至匆忙地死去。也许匆忙是上帝的一个属性。根据电磁的流速和银河星系从宇宙中心向外运动的动力来衡量，人可以得出结论，上帝是个急性子。他督促自己的特使梅塔特朗天使；梅塔特朗推动桑德尔芬、六翼天使、小天使、奥弗宁姆、埃雷林，分子、原子和电子以疯狂的速度运动。为了完成时间在无穷的三维空间中自愿承担的任务，时间本身也感到时间紧迫。
　　赫尔曼又睡着了。他做梦也是匆忙的，从这个梦飞快地转向另一个，这些梦取消同一律，也否定理性的范畴。他梦见自己和玛莎在睡觉的时候，她的l身离开了她下身，站在一面镜子前责备他，指出他只是和半个女人在睡觉。赫尔曼睁开眼。十点十五分。希弗拉。普厄正在另一间屋子里做晨祷——速度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着。他穿好衣服，走进厨房，希弗拉。普厄像往常一样为他准备好了早餐。桌上放着一张意第绪语报。
　　赫尔曼一边喝咖啡，一边翻阅着报纸。墓地他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出现在“私人”栏内：“齐甫凯夫的赫尔曼。布罗德先生，请与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联系。”上面还登着东百老汇的地址和电话号码。赫尔曼坐着，愣住了。他这纯粹是碰巧看见的。他通常例览一下头版的标题就满足了。他知道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是谁——是他去世的妻子塔玛拉的叔叔，一位学者，一个亚历山大哈西德教徒。赫尔曼刚到美国的时候曾去拜访过他，并且答应以后再去。即使他侄女不在人世了，他还是愿意帮助赫尔曼，但是赫尔曼避而不见他，因为赫尔曼不想让他知道自己和一个异教女人结了婚。但是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在登报找他了！
　　“这是怎么回事？”赫尔曼问自己。他挺害怕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因为他和齐甫凯夫同乡会有往来。“我假装没有看到这条消息，”他打定主意。但是他坐了很长时间，盯着看这条通知。电话铃响了，希弗拉过去接电话。她说：“赫尔曼，你的电话，玛莎打来的。”
　　玛莎在电话里告诉他，她得加一小时班，四点钟和他见面。他俩通话的当儿，希弗拉。普厄拿起报纸。她看到赫尔曼的名字，惊奇地朝他转过头去，用手指头点点报纸。赫尔曼一挂上电话，希弗拉。普厄就说：“有人登报找你。瞧这儿。”
　　“知道，我已看到了。”
　　“打个电话，他们登出了电话号码。他是谁？”
　　“谁知道？可能是家乡来的什么人。”
　　“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既然登报找你，一定有要紧事。”
　　“不是为我。”
　　希弗拉。普厄扬了扬眉毛。赫尔曼仍然呆坐在桌子旁。过了片刻，他把通知撕了下来。他给希弗拉。普厄看了一下，背面没什么东西，不过是一则广告；他没有把她可能要读的文章撕掉。接着他说：“他们想把我拉入同乡会，不过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
　　“兴许你家里有人来了。”
　　“我家没人了。”
　　“眼下要找什么人，这不是件小事。”
　　赫尔曼原先决定早点回到他自己的屋里去工作几小时。但是他没这么做，而是对希弗拉。普厄说了声再见，就出门了。他缓缓地朝特赖蒙特大道走去。他想他应该去公园，坐在一张长凳上把稿子再润色一下；可是他的两条腿却把他带到了一个公用电话间。他情绪沮丧，意识到过去几天里折磨他的预感肯定和这份通知有关。心灵感应术，洞察力这玩意儿是有的——随便叫它什么都行。
　　他拐弯来到特赖蒙特大道，走进一家药房。他按照报纸上的电话号码拨了号。“我这是在自找麻烦，”他想。他听到电话铃响了，但是没有人来接。
　　“嗯，这样最好，”他这么断定。“我不会再打了。”
　　正在这时，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的声音问道：“谁啊？喂！”声音听起来苍老、粗哑而熟悉，尽管赫尔曼只跟他说过一次话，而且当时也不是在电话里。
　　赫尔曼清了清嗓子。“我是赫尔曼，”他说。“赫尔曼。布罗德。”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不说话了，似乎由于太惊奇而愣住了。过了片刻，他好像镇静下来了；嗓门儿高了些，声音也清楚了些。“赫尔曼？你看到了报上的通知？我有消息要告诉你，不过你别害怕。不是——但愿不是——坏消息。恰恰相反，别紧张。”
　　“是什么消息？”
　　“我有塔玛尔。里切尔——塔玛拉的消息。她还活着。”
　　赫尔曼没有回答。显然在内心某处他已经考虑到有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因为他并没有像他可能的那么震惊。“那孩子们呢？”他问。
　　“孩子们都死了。”
　　赫尔曼很长时间没有说话。他自己过去的经历太离奇曲折，因此没有什么事再能使他感到吃惊。他听见自己说：“怎么可能呢？有人——他叫什么来着？我记不起了——亲眼看到她中了枪弹。”
　　“对，这是事实，她中了枪弹，但是她没死，她逃到一个友好的异教徒家里。后来她去了俄国。”
　　“她现在在哪儿？”
　　“就在我这儿。”
　　两人又沉默了好长时间。然后赫尔曼问：“她什么时候来的？”
　　“星期五来的。她只是敲了敲门，就走了进来。我们一直在找你，找遍了整个纽约。稍微等一下，我去叫她来听电话。”
　　“别叫了，我这就来。”
　　“什么？嗯——”
　　“我这就来，”赫尔曼重复了一遍。他想把电话听筒挂好，但是听筒从他手中滑掉，悬在电线上摇晃。他想象自己听到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的声音仍然从听筒里传过来。他打开公用电话间的门。他盯着看对面的柜台，一个女人正坐在柜台前的高凳上用麦秆吸饮料，一个男人给她端来几个小甜饼。她正在跟这个男人调情，她那涂得通红的满是皱纹的脸上堆着哀求的微笑，流露出一种不能要求而只能乞讨的人的低三下四的神色。赫尔曼放好电话听筒，离开电话间，朝门口走去。
　　玛莎常常责备他是个“机械的男人”，此时此刻他同意她的看法。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头脑冷静地核计着。四点钟他得和玛莎碰头。他已经答应雅德维珈今晚回家。他还得完成拉比的稿子。他因为站在药铺门口，顾客进进出出都撞到他。他想起了斯宾诺莎关于犹豫的定义：“这时头脑停止运动，因为对这一特殊的事情的想象同其他的事情没有联系……”
　　赫尔曼开始走动，但是他想不起自助餐厅在哪个方向，他在一个邮筒前站住了。
　　“塔玛拉，活着！”他大声地说出这几个字。这个歇斯底里的女人，过去一直折磨他，在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打算跟她离婚，她竟然复活了。他想大笑一番。他的形而上学的家伙拿他开了个要命的玩笑。

　　赫尔曼明白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但是他一步也挪动不了。他靠在邮筒上。一个女人将一封信投入邮筒，疑惑地打量着他。逃走？逃到哪儿去？和谁一起逃？玛莎离不开她母亲。他没有钱。昨天他把一张十元的钞票换开了，在拉比给他支票前，他身上只剩下四元和一些零钱。他对玛莎说什么呢？她母亲肯定会告诉她那个通知。
　　他集中注意力看了看手表，表上短针指在十一上，长针指在三上，但是他根本不知道长短针指的是几点。他全神贯注地看着表面，好像看时间也需要运用智力似的。
　　“要是我穿着那套漂亮衣服该有多好！”赫尔曼第一次体会到难民们通常有的那种奢望：显示一下他在美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同时，他内心某处在嘲笑这种陈腐的欲望。
　　2
　　赫尔曼走到高架铁道前，走上梯子。塔玛拉的归来除了对他是冲击之外，对其他一切都毫无影响。乘客们仍然像平常那样看报，嚼口香糖。火车上的风扇发出同样的隆隆声。赫尔曼从地上捡起一张别人扔掉的报纸，想看看。这是一张刊登赛马消息的报纸。他翻过去，看到一则笑话，微笑起来。同现象的主观性在一起，有一种神秘的客观性。
　　赫尔曼往下拉了拉帽檐，免得光线直接照到眼睑上。“重婚罪？对，重婚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被控犯了一夫多妻罪。在他认为塔玛拉已经去世的那些年月里，他倒使劲回忆过她的优点。她爱过他。从根本上说，她是个超自然的人。他经常跟她的灵魂说话，恳求她宽恕。同时，他也明白她的去世解脱了他的痛苦。即使在利普斯克草料棚里度过的那几年，同塔玛拉和他一起生活的那些年给他带来的烦恼相比，有时候他也觉得像是一种暂时的休息。
　　赫尔曼已经记不起他为什么和她争吵得那么厉害，为什么会离开她，为什么不关心他俩的孩子。丈夫和妻子间的冲突已经成了哪一方都永远说服不了对方的无休止的争论。塔玛拉没完没了地谈论人类的拯救、犹太人的困境和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她赞扬赫尔曼认为是低级趣味的书，热爱赫尔曼感到厌恶的剧本，挺起劲地唱流行歌曲，而且还参加所有党派煽动者的讲座。当她是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她像契卡那样穿一件皮茄克；当她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时候，她在脖子上围一条印有大卫王之星的围巾。她不断地庆祝啊，抗议啊，在请愿书上签名啊，还为各种党派的目的筹集资金。三十年代后期，纳粹头目们一个个访问波兰，信仰国家主义的学生揍犹太人，还强迫大学里的犹太学生站着听课，这时，塔玛拉和其他许多人一样转向宗教。她开始在星期五晚上点蜡烛，按犹太教规定做饭菜。对赫尔曼来说，她似乎就是群众的化身，她总是追随某个领袖，对各种口号着迷，事实上她从来没有自己的意见。
　　赫尔曼一恼火，就忽略了塔玛拉对他和孩子们的一片忠心，忽视了她一贯帮助他和其他人这一事实。就是在他离开家庭、搬到一间带家具出租的房间里时，她也总是来帮他打扫屋子，给他带来食物。他生了病，她照顾他，给他h衣服，帮他洗衬衣。她还帮他抄写论文，尽管在她看来，这些论文的观点是反人道主义、反男女平等而且是令人沮丧的。
　　“她是不是变得冷静些了？”赫尔曼问自己。“让我想想，她今年多大了？”他讲不出她确切的年龄，不过她的年纪比他大。赫尔曼试着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他把一些肯定发生过的事情拼凑起来。孩子们从她身边被带走了。她中了枪弹；身上带着子弹到一个异教徒家里去避难。她伤口痊愈后，偷偷地逃到俄国。这一定发生在一九四一年以前。嗯，这些年她都是在哪儿过的？一九四五年以来我怎么没听到过她的消息？事实上，赫尔曼没找过她。他从来不看意第绪语报上那些寻找失散的亲属的名单。有人碰到过这样尴尬的处境吗？赫尔曼问自己。没有。得经过千千万万亿年，他这各种事情都凑在一起的情况才会重复出现一次。赫尔曼又想笑了。天上哪一个神在他身上做着试验，就像那些德国医生在犹太人身上做试验一样。
　　火车停下了，赫尔曼一跃而起——第十四街！他登上楼梯，走到街上，向东一拐来到公共汽车站，等候往东开的公共汽车。清晨天气凉爽，但是现在越来越热。赫尔曼的衬衣贴在背脊上。他的衣着中有什么东西使他感到不舒服，不过他分辨不出是什么。是领子，还是付裤上的松紧带？也许是皮鞋？他走过一面镜子，看到自己的影子：消瘦，憔怀，略微有点拘偻，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裤子皱里吧卿。他的领带是扭歪的。几小时前他刚刚刮过胡须，可是这会儿又冒出了黑糊糊的一层了。“我不能这副模样去那儿！”他惊慌地对自己说。他放慢脚步。他向店铺的橱窗里看。也许他可以买一件便宜的衬衫。也许附近有一个可以熨一熨外套的地方。至少他可以把皮鞋擦一擦。他在一个擦皮鞋摊前停住脚步，一个黑人孩子用手指在鞋上抹了些鞋油，隔着鞋把赫尔曼的脚趾弄得怪痒的。暖和的空气中充满了尘土、汽油味、柏油味和汗臭，令人作呕。“这种空气，人的肺能忍受多久啊？”他感到纳闷。“这样一种对生命有害的文明能持续多久？他们都将闷死——先会发疯，然后窒息。”
　　那个黑孩子说了几句关于赫尔曼鞋子的话，不过赫尔曼听不懂他的英语。他只听到每一个字的第一个音节。这孩子半裸着身子，他那方方的脑袋上全是汗。
　　“生意怎么样？”赫尔曼问，想跟他说说话，那孩子回答：“挺不错。”
　　3
　　赫尔曼坐在从联合广场开往东百老汇的公共汽车内，望着窗外。自从他到美国以来，附近地区都变了模样。眼下许多波多黎各人住在那儿。整个街区的建筑都已拆除。不过人们还可以不时地看到一块用意第绪语写的招牌，一所会堂，一所犹太法典学院和一个养老院。这个地区有一所建筑是齐甫凯夫同乡会总会所在地，赫尔曼急于避开它。公共汽车驶过犹太餐馆、一家意第绪语影剧院、一家礼拜沐浴室、一间专供出租的、举行婚礼和成年礼用的大厅和一家犹太殡仪馆。青年男子留着长鬓脚，比他在华沙看到的还要长，头上都戴着宽边丝绒帽。在这个地区和威廉斯堡桥对面居住着匈牙利哈西德派信徒，松克兹、皮尔兹和波波夫拉比们的追随者，他们怀着古老的仇恨。有些偏激的哈西德派信徒甚至拒绝承认以色列的境界。
　　赫尔曼在东百老汇下了车，从地下室的窗外他瞥见一群留着胡子的男人正在学习《犹太教法典》。浓眉下一双双眼睛闪烁着学者的敏锐神色。他们那高高的额头上的皱纹使赫尔曼想起羊皮纸上的一道道横线，那是为了便于抄写者书写用尺划的。这些老人的脸上反映出一种像他们读的书那么古老的、难以消失的悲伤。有一刹那，赫尔曼开玩笑地想到一个念头：参加到他们中间去。还要过多久他也会成为一个白胡子老头呢？
　　赫尔曼想起了一个犹太同胞告诉他的关于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在希特勒入侵波兰前几个星期到达美国的情况。他在卢布林开一家小型出版社，出版珍本宗教书。他曾经去牛津抄写在那儿发现的一份古老的手稿。一九三九年他来到纽约寻找印刷这部手稿的出资者，由于纳粹的入侵，他没能回到卢布林。他失去了妻子，但是在纽约他和一个拉比的未亡人结了婚。他已经放弃出版牛津那部手稿的打算，开始编一部那些死于纳粹之手的拉比的作品选集。他现在的妻子谢娃。哈黛丝帮助他。为了纪念在欧洲殉难的人，他俩自愿每星期哀悼一天———星期一。这一天，他们斋戒，不穿鞋，只穿着袜子坐在矮凳上，遵守守丧期的各种规矩。
　　赫尔曼走近在东百老汇的那幢楼，抬头瞥了一眼里布。亚伯拉罕。尼森住的一楼的窗户。窗户的下面一半挂着帘子。就像老家的那些窗户一样。他走上短短的一截台阶，按了按门铃。开始没有人应门。他以为自己听到有人在门背后小声说话，似乎屋里的人正在争论到底让不让他进去。门慢慢打开了，一位老妇人，显然是谢娃。哈黛丝，站在门口。她又矮又瘦，满脸皱纹，嘴巴凹陷。鹰钩鼻上架着一副眼镜。她穿着高领的衣服、戴着软帽，看起来完全像是虔诚的波兰女人。她的外表看不出一点在美国的痕迹，她的态度也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匆忙或兴奋的现象，看来丈夫和妻子这样的重逢似乎每天都有发生。
　　赫尔曼招呼她，她点点头。他们默默地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站在起居室里，他是个矮胖子，身子有点佝偻，脸色苍白，长着一大部灰黄色的胡须，两鬓的头发蓬乱。他的额头很高，脑袋上扣着一顶扁平的无边便帽。灰黄色的眉毛下棕色眼睛里流露出自信和悲伤的神情。从一件没扣钮扣的长袍里，可以看见他穿在里面的那件宽大的有穗子的衣服。甚至房间里的气味部是属于过去的：煎洋葱的、蒜头的、菊营的和蜡的气味。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盯着赫尔曼，他的目光似乎在说：“言语是多余的。”他朝通向另一间房间的那扇门瞟了一眼。
　　“叫她进来，”他对妻子说。老妇人平静地离开了房间。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说：“真是个奇迹！”
　　似乎过了很长时间。赫尔曼又一次想象自己听到了小声的争论。门开了，谢娃。哈黛丝领着塔玛拉来到屋里，就像领一个新娘走到结婚华盖下去一样。
　　赫尔曼立即看到了一切。塔玛拉老了一点，但是看起来年轻得令人惊奇。她穿着美国人穿的衣服，而且肯定去过美容院了。她的头发乌黑，有一种刚染过的不自然的光泽，脸颊上搽着胭脂，眉毛全拔掉了，指甲是红的。她使赫尔曼想起一条放进热烤箱里重新烤过的不新鲜的面包。她的淡褐色的眼睛似乎在斜视他。在这以前，赫尔曼会发誓说，他完全记得塔玛拉的面貌。但是眼下他注意到有一点他已经忘了：在她的嘴角上总是挂着一道皱纹，使她的脸上总带着一种烦恼、怀疑和嘲弄的神气。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同样的鼻子、同样的颧骨、同样的嘴型、同样的下巴、嘴唇和耳朵。他听见自己说：“希望你还认得我。”
　　“是的，我认识你，”她回答说。这是塔玛拉的声音，尽管稍微有些变化——也许是由于声调谨慎的缘故。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向他妻子做了个手势，他俩双双离开了房间。赫尔曼和塔玛拉沉默了很长时间。
　　“她干吗要穿粉红衣服？”赫尔曼想。他的窘困心情已经消失，而且产生了一种恼火的感情：这个女人看到他们的孩子被拉走杀害，竟允许自己穿这种式样的衣服。现在他为自己没有换上好衣服而感到高兴。他又成了原来的赫尔曼—一那个和妻子不和睦的人那个离汗妻子的丈夫。“我一直不知道你还活着，”他说。他对自己的话感到害臊。

　　“这是你永远不知道的事情，”塔玛拉像从前那样尖声回答。
　　“嗯，坐下吧，坐在这儿沙发上。”
　　塔玛拉坐了下来。她穿着长统尼龙袜。她把缩到膝盖上面的裙子往下拉了拉。赫尔曼默默地站在房间对面那头。赫尔曼突然想起，刚刚死去的人的灵魂就是这么相遇的，他们还不懂死人的语言，仍然说着活人的话。“你怎么到这儿来的——坐船吗？”他问道。
　　“不，坐飞机来的。”
　　“从德国来？”
　　“不，从斯德哥尔摩。”
　　“这许多年你都在哪儿？在俄国？”
　　塔玛拉似乎正在考虑他提出的问题，接着说：“对，在俄国。”
　　“今天早上我才知道你还活着。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跑来告诉我，他看见你给打死了。”
　　“他是谁？没有人活着出来。除非他是个纳粹。”
　　“他是个犹太人。”
　　“不可能的。他们打中了我两枪。到现在我身体内还留着一颗子弹，”塔玛拉说，指了指她左边的臀部。
　　“能不能取出来？”
　　“也许在这儿美国可以。”
　　“你好像是死里逃生。”
　　“是的。”
　　“这事发生在哪儿？在纳伦采夫？”
　　“发生在市郊的一片田野上。晚上我设法逃了出去，尽管我伤口流着血。要不是天下雨，纳粹会发现我的。”
　　“那个异教徒是谁？”
　　“保尔。采洪斯基。我父亲跟他有过生意往来。我到他那儿，心想，‘现在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最糟就是他去告发我。’”
　　“他救了你命？”
　　“我在他那儿住了四个月。他们不能相信任何医生。他是我的医生。他和他的妻子。”
　　“从那以后你听到过他们的消息吗？”
　　“他们已经死了。”
　　两人都不说话。然后塔玛拉问：“我叔叔怎么不知道你的地址？我们只得在报上登广告。”
　　“我自己没有单独的公寓，我是和别人合住的。”
　　“那你也可以把地址留给他。”
　　“为什么？我不见任何人。”
　　“为什么不见？”
　　他想回答，但就是讲不出话。他从桌旁拉过一把椅子，在椅子边上坐了下来。他知道他应该问问她孩子们，但是他做不到。就是在他听到人们谈论健康地活着的孩子们的时候，他都会产生某种近似于恐怖的感觉。每次在雅德维珈或玛莎表示想给他生个孩子时，他往往改换话题。在他写的文稿中夹有小的切维德和大卫的相片，但是他从来不敢看。赫尔曼没有像一个父亲应该对待孩子们那样对待过他们。有一个时期，他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扮演单身汉的角色。眼前是塔玛拉——他的罪行的见证人。他担心她会哭出来，但是她保持着镇静的态度。
　　“你什么时候知道我还活着？”他问道。
　　“什么时候？战后。由于一次奇怪的巧合。我的一个熟人—一实际上，是好朋友——在用一张慕尼黑来的意第绪语报纸包东西，刚好在报上看到了你的名字。”
　　“你那时在哪儿？仍然在俄国？”
　　塔玛拉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再问。根据他和玛莎以及其他在德国集中营中幸免于难的人的经验中，他知道，整个真相永远也休想从那些在集中营里死里逃生的人或是在俄国流浪过的人的口中听到——倒不是因为他们扯谎，而是因为他们不可能讲出全部情况。
　　“你住在哪儿？”塔玛拉问。“干什么工作？”坐在公共汽车里的时候，赫尔曼就想象过塔玛拉会提出这些问题。可他还是呆呆地坐着，默不作声。
　　“我不知道你还活着，就……”
　　塔玛拉带着嘲弄的神色微笑。“是哪个幸运的女人替代了我？”
　　“她不是犹太人。她是波兰人的女儿，我在她家躲藏过。”
　　塔玛拉想了一下他的回答。“一个农民？”
　　“是的。”
　　“你这是作为对她的报答？”
　　“你可以这么说。”
　　塔玛拉注视着他，没有答话。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嘴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情。
　　“你在干什么工作？”她又问道。
　　“给一个拉比工作，一个美国拉比。”
　　“给拉比干什么？回答有关宗教礼式条律的问题？”
　　“给他写书。”
　　“那他干什么？和异教姑娘跳舞？”
　　“实际情况跟你可能想象的差不离。我看你对这个国家已经相当了解。”
　　“在我们劳动营里有一个美国女人。她死于痢疾和饥饿。我有她姐姐的地址，临终前，她握着我的手，要我答应找到她的亲属，把她的情况告诉他们。”
　　“你那几年怎么样？”
　　塔玛拉咬着下嘴唇。她摇了摇头，似乎表示讲一些使人不信的事是徒劳的。这不是他过去熟悉的那个健谈的塔玛拉，而是换了个人。突然，他想到一个奇怪的念头，也许这个女人不是塔玛拉而是她姐姐。接着她突然说话了。
　　“我经历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全讲出来。事实上，我自己也并不真正了解我自己。我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时候我反而想象自己什么也没经历过。许多事情，就连咱俩在一起的生活，我都完全忘记了。我记得，那会儿我躺在哈萨克的一块木板上，想回忆一下为什么我要在一九三九年夏天带着孩子们去探望父亲，但是我就是找不出这样做的任何原因和目的。
　　“我们在森林里锯木头——一天干十二小时。晚上冻得根本睡不着觉。还臭得厉害，我无法呼吸。许多人害脚气病。一个人一分钟前还在跟你讲话、谈打算，可是突然他就不作声了。你对他说话，他也不回答。你凑近一看，发现他已经死了。
　　“于是我躺在那儿问自己，‘我干吗不和赫尔曼一起去齐甫凯夫呢？’可是我一件事也回想不起。他们告诉我这是一种心理病。我就害着心理病。有时候我什么都记得，可有时候又什么也不记得。过去布尔什维克教导我们做无神论者，不过我还是认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命运注定我得站在一旁看那帮暴徒揪掉我父亲的胡须，把一边脸颊也给撕了下来。在那时候没有看见我父亲的人是不会明白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的。我自己从来没明白过，否则我早就步了他的后尘。
　　“我妈跌倒在他们脚旁，他们用皮靴踩她的身子，冲她吐唾沫。他们本来会强奸我，可是我刚好月经来了，你是知道的，我出血有多厉害。啊，后来闭经了，干脆闭经了。一个人没有面包吃，哪来的血呢？你问我的遭遇？被风刮过大地和沙漠的一粒灰尘说不出它究竟到过哪儿。那个把你藏起来的异教徒是谁？”
　　“是我们的用人。你认识她——雅德维珈。”
　　“你跟她结婚了？”塔玛拉看起来好像要笑出来了。
　　“是的。”
　　“请原谅，她是不是蠢头蠢脑的？你母亲总爱取笑她。她连怎么穿鞋都不知道。我记得你母亲告诉过我，她想把左脚的鞋穿到右脚上去。如果给她钱让她买东西，她会把钱弄丢的。”
　　“她救了我的命。”
　　“是的，我想一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你在哪儿跟她结婚的？在波兰？”
　　“在德国。”
　　“难道没其他方式报答她了？嗯，我最好还是别问。”
　　“没什么别的可问了。事情就是这样。”
　　塔玛拉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腿。她把裙子撩起一些，搔了搔膝盖，然后马上拉下来盖住了它。“你住在哪儿？在这儿纽约？”
　　“在布鲁克林，纽约的一部分。”
　　“我知道。我有那儿的一个地址。我有个本儿，里面记的全是地址。我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跑遍那些人家，通知死者的亲属，这个人是怎么死的，那个人是怎么死的。我已经去过布鲁克林了。我婶婶告诉我怎么走，我一个人坐地铁去的。我到一户人家去，这家人没有一个人懂意第绪语。我试着讲俄语、波兰语、德语，可他们只懂英语。我试着用手势告诉他们，他们的姑姑已经死了。可孩子们只是笑话我。那位母亲看起来倒像是个挺好的女人，但一点也不像是犹太人。你说你是于什么的——给拉比写作？”
　　赫尔曼点点头。“是的，可以这么说。我还是个书籍推销员。”他发现自己已经养成说谎的习惯。
　　“你另外还要干这事？你推销什么书？意第绪语书籍？”
　　“意第绪语、英语、希伯来语的书。我是所谓的旅行推销员。”
　　“你都跑哪些地方？”
　　“各大城市。”
　　“你出门的时候，你妻子干什么呢？”
　　“别人的老婆在丈夫出门的时候干什么呢？在这儿美国，推销可是个重要的行业。”
　　“你跟她有孩子吗？”
　　“孩子？没有。”
　　“就是你有孩子，我也不会吃惊的。我遇见过一些和原来的纳粹结婚的年轻犹太人，在谈到有些姑娘为了保全性命的所作所为的时候，我最好还是不吱声。人们完全堕落了。在我隔壁那张床上，兄妹俩打得火热。他们甚至都等不及天黑。因此，还有什么能使我感到奇怪呢？她把你藏在哪儿？”
　　“我告诉过你，在一个草料棚里。”
　　“她父母亲不知道？”
　　“她没有父亲。她只有母亲和一个姐姐。她们不知道。”
　　“她们当然知道。乡下人挺狡猾。她们估计战后你会跟她结婚，把她带到美国来。我猜想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爬到她床上去了。”
　　“我没有爬到她床上去过。你这是在胡说八道。她们怎么会知道我会得到去美国的护照？事实上，我原来计划到巴勒斯坦去的。”
　　“她们知道，她们知道。雅德维珈可能是个白痴，但是她母亲跟其他农民谈过这事，他们帮她估计出来的。人人都想到美国来。全世界的人都渴望到美国来。如果名额没有限制，美国就会挤得连插针之地都没有。别以为我在生你的气。第一，我现在对谁都不会生气；第二，你不知道我还活着。咱俩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欺骗我。你离开孩子们。你当时知道战争即将爆发，可你在最后几个星期中连一个字都不写给我。我知道一些做父亲的为了和孩子们呆在一起，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国境。那些已经设法逃往俄国的男人，由于渴望和全家在一起又回到了纳粹统治区。可是你一直呆在齐甫凯夫，和你的情妇一起钻进一个草料棚。我怎么还可能妄想对这样的人有什么要求呢？嗯，你干吗不跟她生孩子？”

　　“我不要孩子，就是这么回事。”
　　“干吗这么看着我？你跟她结了婚。你觉得我父亲的外孙不好，你为他们感到羞耻，好像他们是你头上的疥癣，既然如此，你干吗不让雅德维珈另外给你生几个孩子？她的父亲当然比我的好。”
　　“嗯，刚才有一会儿，我以为你变了，可现在我看你还是原来的你。”
　　“不，不是原来的我。你现在看见的是另一个女人。那个离开了被杀害的孩子、逃到斯基巴——这是那个村子的名字——去的塔玛拉是另一个塔玛拉。我已经死了；妻子死了，丈夫可以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啊，我的躯体还到处转悠。它甚至还来到了纽约。他们给我穿上尼龙袜、给我染发、涂指甲油，愿上帝保佑我，不过异教徒总是给尸体化妆的，而现在犹太人成了异教徒。所以，我对谁也不记恨，同时对谁也不相信。哪怕你跟一个纳粹女子——一个在尸体上跳舞、用鞋后跟在犹太女儿的眼睛里转动的女人结婚，我也不会感到惊奇。你怎么可能了解发生过什么事呢？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再像欺骗我那样欺骗你的新媳妇。”
　　从通往走廊和厨房的门后传来了脚步声和说话声。里布。亚伯拉罕。尼森。雅罗斯拉夫走进来，后面跟着谢娃。哈黛丝。这两口子不是好好地而是拖着脚在走。里布。亚伯拉罕。尼森对赫尔曼说：“你可能还没有一套自己的房间。在你找到房子前你可以跟我住在一起。好客是行好事，何况你是亲戚。正如《圣经》上说的：‘你不可避开你自己的亲人。’”
　　塔玛拉打断了他的话。“叔叔，他另外娶了个妻子。”
　　谢娃。哈黛丝的双手交叉紧握着。里布。亚伯拉罕。尼森看起来神情为难。
　　“嗯，那又是另一回事……”
　　“有一个亲眼目睹的人说得很肯定，他们是怎么……”赫尔曼停止不说了。他忘了提醒塔玛拉，不要告诉他们他妻子是异教徒。他朝塔玛拉看了看，摇摇头。突然他产生一阵孩子气的冲动，想在受到责备前离开房间。他朝厂j口走去，简直自己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你别跑啊。我不会强迫你接受什么事的，”塔玛拉说。
　　“这可真是只有在报纸上才能看到的事，”谢娃。哈黛丝说。
　　“你没有犯什么罪，但愿你没有，”亚伯拉罕。尼森说。“你过去要是知道她还活着，那就意味着你现在和一个女人同居是非法的。但是现在这种情况，热尔雄拉比的禁止对你并不适用。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你一定得和现在的妻子离婚。你过去干吗不告诉我们？”
　　“我不想打搅你们。”
　　这时赫尔曼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塔玛拉作了个手势。里布。亚伯拉罕。尼森抓着自己的胡须。谢娃。哈黛丝的眼内流露出一种母亲似的忧伤神情。她戴着软帽的头点着，表示服从男人可以拈花惹草这个古老的特权，哪怕最正直的男人都不由得爱好搂着新欢睡觉。这种情况一向如此，将来也将如此，她似乎在这么想着。
　　“这种事情需要男人和妻子单独商量，”她说。“在这段时间里，我去做点儿吃的。”她朝门口转过身去。
　　“我刚吃过，谢谢，”赫尔曼马上说。，“他妻子是个高明的厨子。她肯定已经为他的晚饭准备好油乎乎的汤。”塔玛拉带着正统的犹太人在提到猪肉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嘲弄的神色做了个怪相。
　　“喝杯茶，来个小甜饼？”谢娃。哈黛丝问道。
　　“不，真的不要什么。”
　　“也许你们应该到另一间房间里去谈谈，”里布。亚伯拉罕。尼森说。“就像他们说的，‘这是他和她之间单独的事情。’如果我能帮助你们，我一定尽力而为。”老人改变了语气继续说：“这是个道德混乱的时代。有罪的是那些邪恶的杀人凶手。别责怪你们自己。你们也是没有办法啊。”
　　“叔叔，犹太人中恶人也不少。你知道是谁把我们拖到那块草地上去的？是犹太警察。天还没亮，他们就把每家每户的门砸了，搜查地下室和阁楼。如果发现里面藏着人，他们就用橡皮警棍打这些人。他们用绳子把我们圈起来，好像我们是要送去屠宰的牛。我对他们中的一个人说了一个字，他就踢我，踢得可狠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这些笨蛋不明白，他们自己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
　　“俗话说：‘无知是万恶之源。’”
　　“嗯，先知以赛亚说：‘人必屈膝，人必为卑。’人们不信仰造物主，那无政府主义就会占优势。”
　　“这就是人类啊，”赫尔曼似乎在自言自语地说着。
　　“《摩西五书》上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要有《摩西五书》啊。好吧，一起到里面去谈谈这件事吧。”
　　里布。亚伯拉罕。尼森打开通往一间卧室的门。屋里有两张床排成一排，床头对着床头，床上铺着欧洲床单，跟在家乡的时候一个样。塔玛拉耸耸肩，先走进去，赫尔曼跟在后面。这间房间使赫尔曼想起了几年前新娘和新郎在新婚之夜被送入的洞房。
　　室外，纽约市在飞速前进，但是在这儿挂着一半帘子的窗户后面却保留着纳伦采夫或齐甫凯夫的一部分。这里的一切：褪色的黄墙壁、高高的天花板、地板，甚至五斗橱的式样和扶手椅的面子都再现了一幅往日的景象。一个有经验的舞台导演不可能选择比这更合适的布景了，赫尔曼这么想着。他闻到一股鼻烟味。他在一张扶手椅上坐下，塔玛拉坐在床沿上。
　　赫尔曼说：“你不必告诉我，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已经死了，那你肯定另外……另外还有别人……”
　　他说不下去了，他的衬衫又湿了。
　　塔玛拉狡黠地打量着他。
　　“你想知道？马上要知道一切？”
　　“你不一定要告诉我。不过，我对你可一直是老实的，应该……，，”你有别的选择吗？你是不得已才把真相告诉我的。根据法律，我是你的妻子，那就是说你有了两个妻子。在这儿美国，对这事情是很严格的。不管我过去干了些什么，我希望你明白一件事：爱情对我来说不是儿戏。“
　　“我也没说爱情是儿戏呀。”
　　“你把咱俩的婚姻弄得叫人啼笑皆非。我结婚的时候可是个天真的姑娘，而且……”
　　“别说了！”
　　“事实上，不管我们过去遭受了多少磨难，也根本不知道我们是不是会活到明天或是下一个小时，但是我们需要爱情。因此，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就更向往爱情。人们躺在地下室或是阁楼里，忍饥挨饿，浑身长满虱子，可是他们还是接吻，握手。我从来没想到在这种环境中，人们还这么充满激情。在你看来我什么都不如，可别的男人们盯着我看，恨不得把我吞下去哪。啊，愿上帝保佑我！我的孩子们被杀害了，而男人们要我跟他们勾搭。他们给我一个面包、一点肥肉，或在工作中给我一点方便。别认为这些是小事情n那个时候，一点面包皮就是理想。几只土豆就是一份财产了。人们一直在集中营里做买卖，就在离毒气室几步远的地方做交易。全部货物可以装在一只皮鞋里，不过这就是那些走投无路的人们活命的资本啊。那些漂亮的男人——他们年纪比我轻，妻子也挺漂亮——一追求我，对我许下无法兑现的诺口。
　　“我没有想到你还可能活着，不过即使你还活着，我也没有义务一定要忠于你。相反，我希望能忘记你，但是希望是一回事，可能又是另一回事。我一定得爱一个男人，否则我会对性关系厌恶。我总是羡慕那些把爱情当游戏的女人。要不是游戏，那究竟是什么呢？但是我身上有某种东西——我那虔诚的女祖先的血液——阻止我这么干。
　　“我对自己说，我是个该死的傻瓜，但是在一个男人碰我的时候我又不得不避他。他们认为我疯了，他们也说得对。他们叫我伪君子。人们变得粗鲁起来。一个极其受人尊敬的男人企图强奸我。在这过程中，我在亚姆布尔的难友还着手为我安排配偶。他们都这么说：‘你还年轻，你得结婚。’可是结婚的是你，不是我。有一件事我是明白的：我们相信的仁慈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那你没有过别的男人？”
　　“你听了很失望吧。是的，我没有过别的男人，而且永远不会再有了。我希望清清白白地站在我的孩子们的灵魂面前。”
　　“我想你说过上帝是不存在的。”
　　“如果上帝能够目睹所有这一切恐怖而保持沉默，那他就不是上帝。我对虔诚的犹太人，甚至拉比都这么说过。在我们劳动营里有个青年人，他曾经在老齐科夫当过拉比。他是那么虔诚，像他那样的人没有了。他得在森林里干活，尽管他没有力气干这活。每逢星期六，他都不吃他那一份面包，因为按规定安息日是不能携带任何东西的。他的母亲，老拉比的妻子，是个圣洁的人，只有在天的上帝知道她是怎么安慰其他人，是怎么把她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拿出来帮助别人的。在劳动营这种条件下，她的眼睛瞎了。不过她背得出全部祈祷词，而且一直背到临终前。
　　“有一天我问她儿子，‘上帝怎么能允许出现这样的悲剧？’他千方百计试着给我解释。‘我们不了解上帝的做法，’等等。我没有跟他辩论，但是我感到痛苦。我把我们孩子们的情况告诉了他，他的脸变得像石灰那么白，显出羞愧的神情，好像他自己对这件事负有责任似的。最后他说：‘我恳求你，别再多说了。’”
　　“是啊，是啊。”
　　“你连问都没问一声孩子们。”
　　赫尔曼等了片刻。“有什么好问的呢？”
　　“没有，别问了。我知道，成年人中有伟人，但是我还从未相信过，孩子们——很小的孩子们，能够成为伟人。他们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我想把自己那一份给他们一些，但是他们不吃我那份，他们像圣人那样死去。灵魂是存在的，上帝是不存在的。别反驳我。那是我认定的道理。我要你知道，我看到我们的小大卫和约切维德到我这儿来。不过不是在梦中，而是在醒着的时候。自然，你认为我疯了，不过那对我毫无影响。”
　　“他们对你说些什么？”
　　“啊，各种不同的事儿。他们在他们现在呆的地方又成了孩子。你想干什么？跟我离婚？”
　　“不。”
　　“那我怎么办呢？跟你妻于住在一起？”“首先，你自己得搞到一套公寓。”“是啊，我不能呆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