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元史界和北方民族史界的同行们曾筹划为南京大学教授、我国元史研究会会长韩儒林先生纪念八十寿辰，出版一本元史蒙古史论文集。但工作正在进行之中，韩先生却溘然辞世，旨在庆贺的论文集变成了追悼论文集。今年，我们又筹备为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八十周年、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编辑一本论文集；可是历史又重演了--翁先生竟也在酷暑之际，不留一言，突然弃我们而去，使我们又只能出版一本追悼论文集了!至少我感到，大树倒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时代，一个失去长者的时代已经在悄悄地开始。在长者逝去以后，我不愿让自己的文字因规循俗而乖巧、而奉承；也不愿在恩师辞世之际嗫嗫嚅嚅作孝子态；我宁愿继续在先生的灵前照旧童言无忌，以求获得我受业于他的最后一课。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作为学者的一生也许是悲剧。我认识的翁先生是一位老人；他作为一位老人却拥有着无愧的暮年。翁先生个人的著述不算多。除了他在哈佛留学期间用英文写作的《元史〈爱薛传〉研究》(一本研究元代中国与欧洲关系的著作)之外，论文很少。其中最重要的《元典章译语集释》（燕京学报三十，1946)，仅作了几个词条，显然是一件未完之作。翁先生的论文几乎都发表于四十年代末期，那以后，先是繁重的教育工作，再是繁重的学术组织工作--吞没了他的精力和健康，也吞没了他作为一位学者应有的著作。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我总感到：他似乎下定决心不再著述。从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他的研究生以来，我和同学们不知多少次表示愿做助手，愿为先生留下一本传世之作竭尽全力。但他总是微微地摇摇头，默默地吸着那著名的烟斗。他那神态使我内心感到一种震惊，我觉得他似乎看透了一切：包皮括我们的热心，包皮括学术著作本身。我觉得他的那种神态平衡着我的年轻好胜的冲动。但我毕竟是我；一九八三年我在日本东洋文库进行中北亚历史研究时，我曾向一些极著名的日本教授谈到翁先生是我的导师。但他们的问话使我终生难忘，他们说："哦，是吗?我怎么不知道您的老师，他有什么著作?"我觉得自尊心受了重重的伤害。著作，著作就是一切!我简直是在咬牙切齿地这样想着、写着。但翁先生仍然默默地噙着他的大烟斗。在他那残破而昏暗的室内，时间在无言中流逝。黯淡的光线映着他的脸，我觉得那脸上现出了一种坚毅。惜墨真的胜于惜金。先生不著作。然而，在他殚精竭虑的领导下，中华书局点校本《元史》已经饮誉海内外。伊儿汗--波斯史料《世界征服者史》和《史集》的汉译本已在我国出版。内蒙古学者对元代另一巨著《元典章》元刊本的点校已经开始。基本史料整理，骨干队伍建设，都已初现规模。翁先生一贯坚持的思想已经在我国蒙元史研究界日益成为现实。--但上述这些本不该由我来写；我知道在这些学业大计的背后，有不少学者在感怀着他们与翁先生之间的故事。那些故事使人们在漫长而枯寂的劳累中，体会到了一些纯净和崇高。翁先生家门大开，不拒三教九流之客。我曾经陪着翁先生和外国学者谈话。他握着烟斗，用英语和他们慢声闲谈。但只要听到书名和论文的题目，他马上打断谈话，当场要求把那名字写在纸上，然后仔细问清内容。这时他的小外孙女领着一个同学进来了，她们大概刚上初中，做不出一道英文作业题。翁先生抽出他数不清的辞典中的一本，他给那两个小孩讲解时的神情和主持学术会议完全一样。小姑娘走了，我看见翁先生脸上有一丝快意，也看见外宾脸上浮着的惊讶。翁先生晚年慎于署名著述的态度近于神秘。无论是我们同学，或是学术界一些同志，往往在自己的论文末尾注明"在翁独健先生指导下"之类的话。这并非恭维，因为翁先生确实关心着他知道的每篇文章。但翁先生一视同仁，一律大笔一挥划掉那句话。他划掉那句话时，那近于快感的神态简直使我无法理解。但是，在告别遗体时，当我看到数不尽的学者、青年、前地下党员、工人都在恸哭，为一位哈佛大学博士、燕京大学代理校长、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副主席失声恸哭时，我突然想：--著作真的就是一切么?也许，有的青年在他人生的途中需要一位老师。常常是，有幸遭逢的一席话甚至一句话就能推动人生的一次飞跃，"导师"的意义就在于此。我在翁先生面前肆无忌惮。我激烈地咒天怨地。我发泄地攻击批评。我发现了一条新史料欣喜若狂絮絮不休。我写作时需要去找翁先生说个痛快才能继续。翁先生总是端着他的大烟斗，心平气和地听着，即使插上几句也全是商量口吻。我特别兴奋的一次是在《文史》上发表了关于天山硇砂的文章之后：那次我对先生说，不管怎样我总算搞出了一篇肯定是正确的文章，因为我利用的不只是史料而且利用了地质资料馆的"物证"。翁先生听着，不加评价，表情也很淡然。但是后来，我胡扯中说了一句："日本有个古代雅利安博物馆--"翁先生问："什么?"我愚蠢地又说："古代'窝、利、安、特'博物馆。古代雅利安--"翁先生怀疑地望望我。他指指书架说："那本字典。"翁先生用他那本我也有的《日语外来语辞典》查了我那个"窝利安特雅利安"--Orient，东方。我挨了整整一个小时训斥。翁先生在那一小时里的厌恶、严厉、忿忿不满的神情至今像是还在剥着我的皮肉。后来，有时我听见文学界一些朋友嘴里挂着"感觉"、"特棒"、"文化学"等等词儿时，我喜欢抬上一杠："哪儿棒啦?什么文化?我怎么不懂呀!"这种抬杠缘于那一小时。我已经感到这种抬杠(当然更多是默不作声的)使我受益匪浅。在学问上，我是翁先生的不肖之徒。记得一九七九年初，我终于没有瞒住、而让翁先生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以后，我使劲解释说，写着玩儿的，休息时写的，我不会耽误功课；而翁先生沉吟了一下，说道："你会成为个作家。"他的口气中没有一丝不同意。我觉得他这个人没有一丝干涉学生，干涉别人选择的坏习惯。他只是平静地发表了一下他对我观察的见解而已。一九八五年年底，我鼓足勇气请求翁先生为我的小说集《北方的河》题写书名。我没有表白我鼓足勇气的原因；没有说一句我对这本集子的自负、珍惜和我盼望能和先生之间留下一点纪念的心情。翁先生已经捉不牢手里的笔。在他那间永远昏暗的阴冷的屋里，我看见这白发苍苍、生命已届迟暮的老人颤抖着，用硬重的笔触为我写下了"北方的河"这四个年轻的字。他看不到这本书了。翁先生在暮年下定决心不著述，这于我是一个深奥的谜。我因为不能悟透这个谜，所以总觉得作品重于一切。但有时我又觉得这里的矛盾并不存在，我觉得我们师生其实是在完成着同一个过程。更古怪的是，我虽然年龄尚小却禁不住地总在思想暮年；也许是先生的暮年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是的，生命易老，人终有暮，更重要的应该是暮年的无愧。学术会被后代刷新，著作会被历史淹没，不是所有学者教授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也不是所有白纸黑字都能受到那样的敬重的。这是一种现世思想呢?还是一种来世思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能有一个像翁先生那样的暮年，是件很难的事，也是件辉煌的事。在听到翁独健先生逝世噩耗的那一夜，我觉得我该做点功课纪念自己的导师。我打算写一篇严谨扎实的蒙古史札记；但写成的却又是一篇小说。我写了我国蒙古族牧人活动的最西极边境--伊犁的一个名叫波马的地方的日落景象，然后填上了一个题目：《辉煌的波马》。我相信，先生是会原谅我的。198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