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从帐篷里走出来，围着一条血渍斑斑的围裙，他那两只不大的手也沾满了血，一只手的小指和拇指间夹着一支雪茄（怕弄脏了雪茄）。他抬起头，目光越过受伤的人，四下张望着。显然，他想休息一下，向左向右转了一会儿头，叹了口气，垂下了眼睑。“这就来。”他回答着医助的话，后者向他指了指安德烈公爵，于是他吩咐把公爵抬进帐篷。候诊的伤员们纷纷议论起来。“看来在那个世界也只有贵族老爷好过。”一个伤员说。安德烈公爵被抬进来，放在一张刚腾出的，医助正在冲洗的桌上。安德烈公爵看不清帐篷里的东西。四周痛苦的呻吟声、他的大腿、肚子和背脊剧烈的疼痛，分散了他的注意力。他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融汇成一个总的印象——赤裸的、血淋淋的人体似乎塞满了这座低矮的帐篷，就像几星期前，在那炎热的八月的一天，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人的肉体填满的一个脏污的水池。是的，这正是那些肉体，那些chairacanon①，那在当时仿佛就预示了眼前的一切景象，这种情形使他感到恐怖。①法语：炮灰。帐篷里有三张台子。两张已经被占着了，安德烈公爵被放在第三张台子上。有一阵子没人管他，他无意识地看到了另外两张台子上的情形。最近的台子上坐着一个鞑靼人，从扔在旁边的制服看来，大概是一个哥萨克。四个士兵扶着他。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正在他肌肉发达的栗色背脊上切除什么东西。“哎哟，哎哟，哎哟！……”鞑靼人猪叫似的喊着，突然昂起高颧骨、翘鼻子、黝黑的脸，龇着雪白的牙，开始挣扎、扭动，发出刺耳的长声尖叫。另一张围着好多人的平台上，平卧着一个大胖子，向后仰着头（他那卷发、发色及头型，安德烈公爵都觉得非常熟悉。）几个医助按住那个人的胸脯，不让他动弹。一条雪白的大粗腿快速不停地、像发疟疾似的抖动着。那个人抽泣着，哽咽着。两个医生——其中一个面色苍白，哆哆嗦嗦的，——默默地在那个人的另一只发红的腿上做着什么。戴眼镜的医生做完了鞑靼人的手术，给他盖上军大衣，擦着手，走到安德烈公爵跟前。他朝安德烈公爵的脸看了一眼，连忙转过身去。“给他脱衣服，站着干吗？”他愤愤地对医助们说。当一个医助卷起袖子，忙着给安德烈公爵解钮扣，脱衣服的时候，安德烈公爵回忆起了自己最早、最遥远的童年。医生低低地弯下身来查看伤势，摸了摸，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他对别人打了个手势。由于腹内的剧痛，安德烈公爵失去了知觉。他醒来时，大腿里的碎骨已被取出，炸开的一块肉被切除，伤口也包皮扎好了。有人往他脸上洒水。安德烈公爵刚一睁眼，医生就向他俯下身来，默默地在他嘴唇上吻了吻，又匆匆地走开了。自从经受了那次痛苦以来，安德烈公爵好久不曾有过无上的幸福的感觉了。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光，尤其是最遥远的童年，那时，有人给他脱衣，把他抱到小床上，保姆唱着催眠曲哄他睡觉，那时，他把头埋在枕头里，他对生活只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觉得自己很幸福。——恍惚中，这样的时光甚至不是过去，而是现实。医生们在安德烈公爵觉得那人的头型很熟悉的伤员周围忙合着，把他扶起来，安慰他。“给我看看……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噢！”传来他那时时被啜泣打断的、惊慌不安的、痛得钻心的呻吟声。听到这呻吟声，安德烈公爵直想哭。不知是为了他无声无息地死去；还是为了他舍不得离开人世；为了那一去不复返的童年的回忆；为了他在受苦，别人也在受苦（那个人在他面前那么悲惨地呻吟）——不管为了什么，他直想哭，流出孩子般的、善良的、几乎是愉快的眼泪。人们给那个伤员看了看他那条被截去的、沾满血渍的、还穿着靴子的腿。“噢！噢噢噢噢！”他像个女人似的恸哭起来。那个站在伤员身旁挡住了他的脸的医生，这时走开了。“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他怎么在这儿？”安德烈公爵自言自语道。他认出那个不幸的、痛哭失声、虚弱无力、刚被截去腿的人就是阿纳托利·库拉金。人们扶起他，递给他一杯水，但是他那颤抖着的肿起的嘴唇老挨不到杯子边。阿纳托利痛苦地啜泣着。“是的，这是他；是的，这个人不知怎的和我密切而沉痛地连在一起。”安德烈公爵还没弄清楚眼前究竟是怎么回事，心中就想道。“这个人与我的童年，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自问，却得不到答案。突然，在安德烈公爵的想象中，从纯洁可爱的童年世界中浮现出另一种新的意外的回忆。他想起一八一○年在舞会上第一次看见娜塔莎，想起她那纤细的脖颈和手臂，她那时时都处于兴奋状态的，又惊又喜的面庞，于是在他心灵深处对她的眷恋和柔情苏醒了，比任何时候都更生动、更强烈。他这时想起了他同那个用含泪的，肿起的眼睛模糊地看他的人之间的关系。安德烈公爵想起了一切，于是对那个人强烈的怜悯和挚爱之情充满了他那幸福的心。安德烈公爵再也忍不住流出了温柔、深情的眼泪，他哭了，哭别人，哭自己，哭他们和自己的错误认识。“对兄弟们、对爱他人的人们的同情和爱，对恨我们的人的爱，对敌人的爱，——是的，这就是上帝在人间散播的、玛丽亚公爵小姐教给我而我过去不懂的那种爱；这就是我为什么舍不得离开人世，这就是我所剩下的唯一的东西，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但是现在已经晚了。我知道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