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那天，我想到了死。生与死是自古以来一道永恒的哲学命题。那天，我参加我的一位教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到八宝山时比较早。整个八宝山里没有多少活人，我的老师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停尸间中。那一刻，仿佛死的力量很大，对活人的逼近也很深，便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死。那一刻，八宝山里的杨树正落着纷纷的黄叶。但同样黄色的野菊花却像凡·高涂抹的金色一样喷射着阳光般生命的力量；地上的蚂蚁布成方阵十字军东征一样搬动食物，充满生机；旁边卖花圈的小店里，售货员正在为孩子赶织着过冬的花毛衣；厕所挡板上画着男性夸张昂扬的阳具……生的力量依然强烈，并不顾及什么惨烈的或悲壮的死。其实，一个人选择了生的时候，也就选择了死。生与死是一个轴心连着的两扇门，打开了这扇门，也就推开了那扇门。生是起点，死与生相隔的路再长，也有终点。生命可以轮回，但已不是你自己的灵魂，而是你的后代。明年杨树上会长出同样的绿叶，但再不是今天的叶子了。谁也不必回避、惧怕死，要想死得坦然、有价值，只有活得坦然、有价值。民间里有“喜丧”之说，说的是无疾而终，死得没有一点痛苦，这是因为活着的时候积德所致。因此活得无愧，死得也才无悔，活得令人敬仰，死得也才令人敬重。如果有一天我要死的时候，临终像16世纪法国讽刺剧作家临终时说的那样，“该把帷幕放下了，滑稽戏演完了”，有这份幽默和坦诚吗?或者，我也像法国1796年大革命中的英雄丹东临终前说的那样，“你们把我的头拿去示众吧，我的头是值得众人看一看的”，有这种勇气和信心吗?或者就像萧伯纳临终时对他的女仆说的那样，“太太，你想让我像古董一样永远活下去吗?我已经完成我要做的，我要走了”，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吗?我能够如达尔文一样，最后死也还要用自己垂老的手在空中书写什么吗?我能够如托尔斯泰一样，在82岁的高龄还要离家出走寻一份崭新的生活，最后死也要死在阿斯塔堡火车站这样行进的途中吗?如果说生是带有先天性、偶然性的，不过是一粒精子和一颗卵子相遇的结果而已，是不可知的，也是无可逆转的，但死不一样，死是由生派生的，也是可以由生决定的。死的价值，完全能够由生的价值来完成和实现。达尔文、歌德、托尔斯泰……就是如此，死在生的恰到好处时，死在生的价值中，死的那一瞬间无比辉煌。出生时不会有天才，死时却可以有杰作。他们就是死的杰作，如同泰戈尔的诗：“生如春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还有这样一位死的杰作，是法国印象派的画家雷诺阿。他在死之前要人用担架抬着他，把笔绑在他的手上，仍然坚持作画；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让他的儿子递给他一支铅笔，他要画一个花瓶的样子。我恐怕达不到雷诺阿和他们这样的高度，是因为我的生命和情感的质量达不到这样的浓度。平庸地活着，难如春花之绚烂，死则不会如秋叶之静美。我希望，我能够如西班牙的画家委拉斯凯一样，最后死在自己爱人的手臂上。那是生的最好的归宿，是对生的最好的补偿。那是死的最美的一幅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