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刊第三十五期《关于历史的引用》的最末一段里，曾经有这样的几句话：“汪精卫先生既然这样的喜欢‘比’喻，我倒也有一‘比’，倘把阮大铖的《燕子笺》比之于双照楼的诗词，那又怎么样呢？”自以为尚非对汪氏的诬蔑，而且也决不是一时的“意气”之作。但编辑先生却把这一段的话删去了。因为那时候的汪精卫，虽然已经有了不忠于党，不利于国的“言”，似乎还没有很显明的拍卖抗战的“行”。苟非辱国有据，谁又不希望别人的“悬崖勒马”呢？所以编辑先生的苦衷，我是应当了解的。至于阮大铖，他原是明末最卑鄙无耻的一种角色。他挑拨是非，排斥异己，不但卖嘴，而且卖心。当东林党得势之际，他是一个煊赫当世的“党徒”，但当魏忠贤的气焰万丈的时候，他又是“满朝皆义子”之一 。然而待到明室既亡清兵入关，他于是就做了清兵南征队中的天字号的先锋了。综其一生，“游来游去”，无非为“子女玉帛”，私人的贪婪的欲望打算而已。而汪精卫，（呜乎！我也实在有些“先生”不下去了。）他在清末的排满营垒中，不能不说是革命的先驱。待到北伐告成，他又是以“左”的嘴脸出现。至于眼前，则祸国的言行昭然，国府的政令已下，称为叛徒，称为国贼，恐怕也正是人同此心罢！所以将他比之于千变万化的阮大铖，虽在他的电片尚未发表的当时，我觉得也确是有些类似的。但在涉笔之间，却多少还有那样的心境：宁愿我的比喻在不远的将来能成为落空，而不愿阮大铖秦桧之类的灵魂躲在汪精卫的身上。但自然，我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对他的希望，仅止于“不通敌”。过多或过大的期待，是不能寄诸于芦沟桥抗战以来的汪精卫的。这就因为他的妥协的残滓，苟安的脉络，远在西安事变以后，早就分明于稍有头脑的人们的心中。当蒋委员长随着一片灼热的爆竹声安然“出险”的时候，而汪精卫却也于此时翩然返国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回答这询问的：是汪精卫的大失望的嘴脸！是他的懊丧，怅惘的心！而且我们记得在当时事变解决后，起着同样的懊丧的，还不止汪精卫一 人。而在今日，他居然也被日本军阀认为足以付托军权的对象了。

　　然而，曾几何时，先前的辉煌的旧业，固然毁于一旦，而自南京至重庆之间的汪精卫的暧昧，游移与动摇的态度，至此也就廓然一清。这无论从此后的抗战着想，从国民党的法纪着想，都是一件不大容易而又大可庆祝的事情。时间对于渐近灭亡，无药可救的东西，是残酷的淘汰。但对于另一种的人们，则恰恰相反，她在孕育，在锻炼。试看日脚刚刚跨出了一九三八年的第二天，就远迢迢地从激湍的大江，崄巇的蜀道，在晓色苍茫中给苦留上海的我们，带来了这么一个值得骄傲的喜讯！

　　据何香凝先生的“斥汪论文”，谓汪在六年前已有“细细想来，秦桧算不得汉奸”之语。汪精卫的引秦桧为同调，当然无足深怪。而这也不过是温宗尧之流的余唾而已！所谓“与日人周旋，始得收复四省土地”之说，不是正跟他的“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谋东北四 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云云，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而这“曲”一经唱出，汪精卫鼻子上的白粉，也就从此永难洗刷了。这便是说，我们对于他实在也不必存着什么的幻想与期望。
　　记得梁实秋教授曾说过“我们不能因别人一提及和平，就目为汉奸”一类的话。这是在重庆开参政会而适当汪精卫做主席时说的。这真是一个极撩人的秋波——对于“汪副总裁”。然而现在：辱国的言行俱在，惩汪的政令煌煌，“周旋”于他的左右者，正是土肥原，陈中孚诸公也。

　　因汪精卫的为秦桧张目，倒使我想起秦桧来了。凡是一 个大汉奸的事敌，总是有许多貌似“理直气壮”的理由。不是诬别人为“好大喜功”，就是说自己是“忍辱负重”。例如秦桧，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诸君争取大名以去，如桧但欲了国家事耳。”这又说得何等的堂皇，何等的磊落。而且赞成他的主张的不仅是民国的汪精卫。正如桓温的“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二语，为多少民贼国奴作掩饰，作“解嘲”，与作辩护！
　　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使我们千秋万世的获到生存与自由。
　　而秦桧即使有他的“功勋”，充其量不过使南宋苟安一时。至于结局，大家还是贴贴服服的做蒙古人的奴隶。然而有人以为当时如无秦丞相的“斡旋和平”，也许南宋早已亡了。但不知这正是彻头彻尾的奴性的表现！苟安十年与苟安百年又有什么的分别？我们如果还对自己的子孙，自己的国族，有一 些珍惜，有一分宝爱，那末：这百年的苟安就应该无情的踢走它！
　　明知到了百年之后，仍不免于灭亡，而依然做着苟安的梦者，那末：这样的脚色就应该无情的踢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