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在《立此存照》（三）里，记述派拉蒙公司导演冯·史丹堡（J．von Sternberg ）来华及其“辱华事件”的始末，作这样—段结语道：
　　其实，中国人是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譬如病人，患着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妄想既久，时而自己也觉得好像肥胖，并非浮肿；即使还是浮肿，也是一种特别的好浮肿，与众不同。如果有人，当面指明：这非肥胖，而是浮肿，且并不“好”，病而已矣。那么，他就失望，含羞，骂指明者，以为昏妄。然而还想吓他，骗他，又希望他畏惧主人的愤怒和骂詈，惴惴的再看一遍，细寻佳处，改口说这的确是肥胖。于是他得到安慰，高高兴兴，放心的浮肿着了。
　　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三六年，距今已忽忽五年了。几年以来，我们自然不断地变革，挣扎，然而还是革不掉，挣不开，岂特没有革掉，如果我们不自欺，鲁迅先生的文章一直到现在，还不折不扣地可以拿来查照的。
　　单以美国作家来说，从中国回去的。说远一些，有赛珍珠，说近一些，有史沫特莱和斯诺。赛珍珠所得的中国印象，一言以蔽之曰：好。地方好，景色好，人事好，甚到“民族性”也好。怎样好法呢？“优美而宁静”，知礼而乐天。这是说谁也不带浮肿相，大家真的高高兴兴了。来了一个史沫特莱，可就有问题。她对中国绝望吗？并不，有另外的罪名，曰“曲解”。症结所在，是她没有赛珍珠的“一视同仁”的宏度，她有抉择，她有爱也有憎，有希望也有绝望。譬如说好吧，她指明什么是好，为什么好，为什么又不能更好。抉择起来，可就有些人要被看出，或自己照见的确有些像浮肿了，即使自以为也并无大害，但到底有人在揭发，就无异于拆“面子”。于是乎不欢迎，说是“胡乱的报导一通”，“捏造事实”，“偏激”。

　　我们常有水灾，兵灾，“友邦”中特别是美国人士，一逢到这样的际遇，总必替我们卖花、唱戏、筹赈款。这固然大多出于豪富的“仁悯”，但也必然有些平民百姓，的确出自至诚，量力为助，一片热心的。对于水火之中苦而无告的黎民，难道不可以同情一下么？然而要是遇着像林语堂先生一般高雅的人，可也要碰钉子。有人就记载过史沫特莱和林语堂氏在上海一处茶会上的谈话，史沫特莱讲起她在苏州河上见到的一些棚户不堪忍受的痛苦。
　　“但是你怎么会知道他们是痛苦的呢？”那时也在座的哲学家林语堂问。“也许他们并不关心污浊和懒散的。”
　　“是无疑的，自然，他们不快活呢。”她愤恨地答。
　　“我不懂”，林语堂玩笑地说。“这完全是心境的问题。”
　　“噢，那末纵使他们不觉得不快活，他们也应该知道不快活的。”她结束了这场争辩。
　　好一个“完全是心境的问题”！它把一切贫穷、痛苦、压迫，都抹得干干净净了！这算是“俗人应避雅人”的一点小注解。
　　但也有误认半俗的人为雅，因此闹出煞风景的事情来的。今年四月间，以《非洲山青》、《战地春梦》、《有与无》等著作名震一时的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偕夫人来观光抗战中国。他是四月四日从香港转飞重庆的，大公报社头两天便约好了《战地春梦》译者林疑今先生作文章介绍。除了照例赞誉一通之外，就是希望他回国后比赛珍珠更多讲些好话。因为他“看过了我们抗战的中国”六日到重庆，看了好几天，十日又转成都看了两天，十二日回到重庆，十四日嘉陵宾馆开欢迎大会，问他的观感。然而怪了，竟不如所料。他频频说了一句说，“Wonderful！So wonderful！”─—“太奇妙了！太奇妙了！“绍酒”是喝的，也听了古琴独奏的《阳关三迭》和琵琶独奏《蜀道行》，然而不演讲。

　　于是乎猜测来了，有人说“中国国民性是不容易明白的”，不讲就足见慎重，不至于歪曲；有人以为他原不过要搜集小说材料，把中国的好处写给美国人看，只要将来写了，“奇妙”安知不是极高的手笔；有一说则见于陈秉彝先生《海明威夫妇欢迎记》，因为蜀道难行，嘉宾已经体味到了，但中国政府竟从明媚的江南搬到难行的四川，建立了抗战建国的司令台。海明威先生在欣赏这纯中国音乐之余，当然也会想到这问题的，要不是，他怎会连说：“‘China is wonderful’呢！”
　　要明真相，还是看看那几天《中央日报》上的时事新闻：
　　四月四日海明威夫妇抵桂。
　　四月六日匪犯白树臣、蒋国清、蒋泰云、左和林、白金海等十余人，经卫戍总司令部证明枪劫属实，分别判处死刑，除左和林、白金海在押病死外，其余一干人等已于五日验明正身执行枪决。
　　四月六日民族扫墓节，各界因环境关系，不克赴烈士墓及无名英雄墓祭礼，中午各就本位静默，以志哀思。
　　四月六日海明威夫妇飞渝。

　　四月七日为刘湛恩在沪遇害三周年纪念，嘉陵新村刘庄举行祈祷会，并发《泣告国人书》。
　　四月八日金石家滁县王王孙由蓉来渝，将其《正气歌》刻石，假中国文艺社公开展览。
　　四月八日菊社票房为劝募战时公债，特邀集在渝名票杨畹侬等，公演评剧三日。
　　四月九日黑水芦花夷胞献金代表团抵渝，奉献土物。
　　如果海明威现在还只在写观赏西班牙斗牛，自己去非洲打猎，则他是不会感到什么的；不幸他却看过了西班牙的人斗，沾了俗尘，可能就感到一些什么了。
　　然而中国果真只有奇妙的一面么？土地在呻吟，同胞在流血，旧的和新的枷锁重重迫压着，敌人的凶焰变本加厉地伸张，但无论如何，占大多数的人民正在忍饥，斗寒，不屈不挠地开拓着生路！他们敢于看惨淡的局面，敢于脚踏实地去斗争，而且他们无论如何占大多数，代表着中国的优秀和优越。没有看到这些，就没有看见中国。
　　然而这倒正是海明威的大幸。既认辨不出新生的胚胎，当然也难于指明浮肿的实际，只好含糊称之为“奇妙”了。自以为“肥胖”的人们，也就不必费什么唇舌，只要自己玩味药方，“细寻佳处”，看见祛痰汤，说是消化药，于是也得到安慰，高高兴兴了。
　　我们希望“不容易明白的中国民族性”，不要一到外国就被误传为“都是人口拐子”或“礼让而乐天”。这却不是专靠多请别人讲好话所能办到的，如果“友邦人士”不因此胡涂，那正因为有些像史沫特莱和斯诺一样的俗人看过地底下，回去说了的缘故。
　　一九四一年六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