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伦敦人口的密度，希特勒动用飞机的数量，这古城的遭劫还不能算严重。十一月六日丘吉尔首相公布的伤亡人数，九月共四千五百名，十月三千五百。然而这两个月里，大陆上几乎日夜派遣凶手过来，而且时常一天有十次以上的警报。是什么使伦敦的死亡减少了呢？哪个认真相信是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祈祷！是那埋伏在全城各角落的高射炮手，放银风筝（气球）的，和冒了枪林弹雨生命危险的黑暗中吹哨的纠察员，救护人员和救火队员。自然，主要是截击的战斗员。
　　我管它们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逢运气，黄昏时也许在什么空场上能够看到一个正徐徐下降。这些巨象偶尔也会如星球般逾出轨迹。九月底，德国电台即说有数只英国气球被飓风刮到瑞典，毁坏了二百五十座变电站，毁坏了一座无线电广播台，害得火车误了点。在哥德堡，气球的钢丝触着了该城无轨电车的电流，黑空中画出一线闪亮。后来又刮到丹麦某城，落到一列客车上。那一次我才知道银风筝如离开地上的执线人，能惹出多么大的乱子！幸好它们不常逃学。
　　当它们规矩时，可以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华沙。德机永远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无从瞄准。但这不是同放风筝那么容易。《新闻纪事报》一个记者说，在空袭伤亡名单中，气球管理员占很可观的数目，一旦风筝断了线，他们得摸黑去找，不然那结果不堪设想。
　　高射炮手也在无名英雄的前列。
　　最初，德国也丢过数次传单。但这些传单发生的作用却正相反：它们变成了募救国捐的工具。八月六号德机在英国东北部丢下希特勒劝降演词的全文，红十字会把它们集起，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一张，不数分钟凑了十多镑。在威尔士某地，行市每张贵到五先令。后来买者太多，幽默的英国人发起了“一便士看一眼”，这下集资更多了。一个人花两便士买上一张，竟募够买一百五十枝烟卷的数目，烟卷送给了军队。这不仅表现了英国人的幽默感，同时也表现了他们对战争结局的信念。到十月二十四日，当局开始警告传单收藏者，说敌机近出一诡计，用小气球系传单一束投下，传单内藏炸弹一颗，拾者势必遭殃。
　　六月七号，我在英国第一次遇上空袭。那时我住在剑桥意大利人的家里，距开战已八个月。那是我第一次欣赏剑桥的午夜，闪烁的星光，剑河的潺潺流水声，鸡叫，火车缓缓可行，花草馨香，人在篱笆下呢喃。个个抱了“未完成的杰作”的原稿，或什么纪念品，木乃伊般站在地窖里谈拖鞋，谈约翰逊博士。次早房东先生（意大利文学讲师）筑起防空壕来。每堆起沙袋若干，必跳上土堆，然后，突然跃下，把自己当作炸弹，试验洞口的安全。
　　但真正的空袭始自八月下旬，我刚由威尔士草原赶回伦敦后。德机丢弹的种类并不太多，不外乎立刻爆炸与慢性爆炸两种。立刻爆炸的有尖声嚎叫的，细声呼啸的，以及烧夷弹等数种。对付定时炸弹的是那英勇的“敢死队”，自抢救圣保罗教堂那一着，他们的功绩才彰显出来。实际上这些英雄们成天凭了机智和勇敢在同死亡开玩笑。今早我去荒原散步，湖旁草坡的树上用绳缆起了，黄牌子警告游人：“危险，内有未炸之弹。”然而四五个小伙子正站在弹穴里，一锹锹地往外扬土。我们互招了下手。圣保罗那一弹，震惊了大西洋两岸。这拱顶教堂是伦敦有名的古建筑。那天定时炸弹丢了一大片。我不是兜了个圈子吗？圣保罗门前再也不罗鸽了。一道绳子后，是个阴森森的大坑。“未炸的”比什么都可怕。但三天后，九月十七日，德威思中尉亲自驾车，把那些炸弹运到郊区草地，炸了个百吸深的大坑。从此，“敢死队”在伦敦成为人所共知的赫赫英雄，竟至有人在货车后写上那三个字来冒充，吃了一场官司！德威思中尉荣获了奖章，圣保罗教堂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礼拜，并许下战后为他们立座石碑，和威灵顿、纳尔逊的灵枢并卧。一个受惠的电影院无以报答，赠之以“永远免票入座券”数张。

　　定时炸弹扰乱秩序的作用大于实际的危害，更头痛的是现丢现炸的家伙。究竟丢了几千几百吨，没人敢确言，说德国曾有过一分吝啬，那是扯谎。人的伤亡数目以外，建筑呢，丘吉尔说以眼前这比例，毁灭半个伦敦还需十年工夫。军火工业呢，军需部长莫理逊说，损失仅百分之一的四分之一。但市民遭遇的惨痛，却无法估计了，这方面，最凄惨莫如工人聚居的东伦敦。
　　越是工业国家，这越是注定的：穷人是战争的祭羊，因为他们的住处不是在铁道附近，便靠码头货栈，要不就挨着工厂。东伦敦便是这样个地方。平时拥挤肮脏，战时遭殃。这一带除了英国工人家庭外，还是穷犹太人及中国水手、工人聚居的地方。炸死了的还不太惨，惨的是那些遗孤。一个妇人由坍塌的房屋底下被拖了出来了，她一直等到得悉自己那四岁的孩子安然无恙才断的气，把悲哀托给了从军队赶回的丈夫。在同一天，他没有了妻子，也没有了爹娘同兄弟，怀抱着那咧嘴哭的孩子。一个刚结婚三周的新娘，一手抓了只老鼠，直直在她被炸的家宅旁站了一天一夜，半疯癫地对那老鼠说：“你一定是他派来的。他埋在哪儿？啊，你会说话有多好！”她的新郎刨出时，样子已吓人了。她也是活埋了四十八小时后才被刨出的。但她丈夫刨出时，已没气了。记得一九四0 年春间肯特郡第一个被炸死的平民，画报上把他自幼的像片全登出，报纸当作头条新闻。东伦敦开始西移，中国餐馆大东楼听说还逞强开着，中国水手公寓也没移动，但华侨洗衣坊却大多关了张，至少十二个华侨已葬身在这场闪电战中了。
　　轰炸时，也有许多趣事。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在乱砖中埋了四昼夜。刨掘队发见她后，问她痛吗，仰卧在重梁下的她，还照平时礼数说：“谢谢先生，我很好。”大家把砖石清理出点路子来，才问她要什么。他们喂了她五杯热茶，六小时后，横在她胸上的梁木才移开了。她被抬上担架后还说：“瞧，我手表打破了，是过生日奶奶送的呢！”还有一对夫妇，带子女两人躲在防空壕里。一个炸弹刚好命中，后面的钢板都已震掉，所幸老少安全。那七岁的儿子是埋在土下五尺深。他父亲把他抱上来，他揉揉眼说：“色爸，你这个玩笑开得过分了。”他还以为是在闹着玩呢！还有一座教堂正举行婚礼，周围连落了三颗呼啸弹。新娘戴完戒指，得由客人扶出教堂。一看，停在教堂门口的汽车不见了。他们双双走回家去招待客人。汽车是由旁边砖堆中刨出来的。那天，听说一个烧夷弹落在皇家战争博物馆，几乎把张伯伦与希特勒合签的《慕尼黑协定》烧毁。还有一对老夫妇的尸首掘出后，老太婆手中还握着一封信，日子是一八八二年七月某日，是一个教士道歉不能来赴她的婚礼。战争使老年人尤其感伤。
　　但炸后的伦敦难题太多了。活着的得吃，炊饭的煤气没了；得喝，自来水流成河；得住，房子成了瓦砾。那时伦敦乱成一团，而舆论界却并不放松政府。《新政治家》上有一长文描述难民之无助，和官府办事之迟缓。譬如派来疏散的大汽车走错了地方，妇孺白白地鹄候了一天还不算，又挨了敌机的扫射。一位八十岁的老太婆，由市政府推到救济会，又走了三哩到另一慈善机关。她缺的只是一笔路费，乡下有戚友答应收容她。舆论界攻击的是难民不应靠慈善款维持，政府应负责任。到十月底，“难民救济金”分配办法规定了：一个四十岁以下的妇人如丧失丈夫，每周领十五个先令六便士；年满四十岁以后，每周领二十二先令六便士。孩子的补助金，老大领八先令六便士，老二六先令三便士，余每名五先令。男子因空袭残废者，住院期间每周领二十五先令六便士，出院后为二十二个先令。据说随报随领，绝不迟延。难童的安插也有了办法。这些孩儿由戚友收养，由官家补助至十六岁为止。收养一名难童，每周可领十先令，余每名八先令六便士。在原则上，这里平民因空袭所遭损失，均由政府照数赔偿。不过除非赤贫的，余多展缓至战后赔。譬如我住处的玻璃窗、烟囱就全震碎。房东太太报完区议所才动工的。她希望不久就能收到公家一张支票。伦敦某区还倡议因空袭而丧命的市民，殡葬途中，应准许用国旗裹尸。总之，九月初的紊乱迟误，已在尽力挽救了。且有保险公司举办“一先令保一百镑”的空袭险。年人四百镑以下的中产阶级，政府也给了损失赔偿的保障。

　　在最漆黑的日子，伦敦还能笑。破屋栋、送奶车、举重机上全悬着饱经风霜的国旗，颓壁上写着种种谐句。
　　街道下面埋有煤气、自来水种种设备，平时提供便利，遇到战争，也有麻烦的一面。一个未伤人的炸弹很可以使一可观的面积停了水电，断了电话，没了地道车。当伦敦上空在交战时，伦敦地面上，千百名管子工把身子半插在地下，耐心细致地修整地下那些复杂的管道。兵士们把枪架起来，跳进被炸的房舍帮忙拆卸清除 ── 一个需要胆智的活儿。三个月来，伦敦不知扫出几千吨碎玻璃。有巨厦的贵重厚玻璃，有教堂的古老彩色玻璃，也有平民住屋的廉价普通玻璃，真是个大汇合。这些据说如清理重炼，人工需耗甚巨，所以大部分都抛弃了。而且眼前玻璃的需求并不太大。许多不需橱窗的店铺（如银行）多用木板搪起。牛津街的大百货店，浅黄木板中嵌以一方小小玻璃，像煞我们的宫灯。破房拆下的钢骨是有用的 ── 铸成炸弹还敬柏林，也可制成防空壕里用的双层床。
　　警报的放送也经过几度周折。最初，很少人理会警报的重要，而且，似乎越放警报，街上仰首观望的人越多。直到俯冲机到来，人民又开始怪政府放得迟。一个记者说，威尔士某酒馆有个穷酒徒，善学飞机丢弹声。说谁请他一杯威士忌，即学一次。学完人问他，警报声呢，他说，没放警报。《新闻纪事报》上读者来函栏登了许多质问的信。一个说：“昨夜三点，我在床上足足听了二十分钟轰炸声，为什么一声警报也没放？”一个说：“依常例，我们的警报总比炸弹迟二十分钟。这是否也得经过一番等因奉此才放？”又有人抱怨放解除警报时敌机正丢着弹。还有人嫌警报拉得太长，太难听。丘吉尔首相有同感。在下院说，得缩短这种鬼嚎。不久。当局又发见勤放警报对于生产──尤其军火制造损失太大。八月二十三日，安德生部长在下院宣布“屋顶巡风”办法。先拉预备警报，俟敌机临上空时，始由巡风人摇铃通知，作紧急警报。如此，军火工人既不误工，又可保证安全。这巡风人又是一批英雄。风吹雨打，他们得站在屋顶，眼睛能离开天空。看着弹落，看着火烧，他们得负责下面数百名同胞的安全。某工厂便有这么个挡前阵的巡风人，不幸在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殉了难。厂家通知死者妻子的信是这样写的：“你的丈夫是一位杰出人物，他事事跑在前面。他什么都先干，事后讲话。在工厂中，在运动场上，他都是第一。当本厂征求屋顶巡风人时，他自然又是第一个自告奋勇。终于，当一颗炸弹投下时，也是他第一个看到。”
　　另外还有戴钢盔的“纠察员”，对他们的功绩报纸也是歌颂不尽，而且他们当之无愧。年在六七十的老头老媪也时常干这一行。当警报放了时，我们往地下室走，他们得在街头吹哨，促路人找掩护。“一个空袭纠察员必须勇如狮，强如Yan牛，机警如果鸟，耐烦如毛驴，辛勤如蜜蜂。”这是人们理想的“更夫”。他必须随时准备“挨炸，跌跤，活埋，粉身，压扁。他随时得当干妈妈，产婆，郎中，抬埋的，募捐的。他得活泼而驯顺，当人们抱怨时，甚至得学会装聋作哑。”想想一夜的黑，冷，这些年迈市民的义勇实可佩服。自然，中年的纠察员占大半。譬如我们这条街上一位罗伯逊先生，他年纪是五十三，与老伴跟前有两男孩。早上七点半，他就到邮局上班，战前因点半即可下公事房，如今要作到五点。下了那个班，就值这个班。闪电战开始后，好些日子罗伯逊先生二十四小时内，仅睡上二三小时的觉。他巡街，扶老弱进防空壕但有一天，他巡街回来，自己的房子炸完了，妻同一个孩子受伤，另一个孩子丧了命。悲痛自是当然，但第二天罗伯逊先生又去值班了，吹着哨，催人们掩蔽。

　　还有浇灭伦敦大火的英雄们。六万救火员中，截至上月底，殉职的已逾百名。这是既苦又危险的差使，烧死，砸死，种种意外都可能发生。伦敦市民对他们感激至深。
　　专职的纠察员，每周领三镑。因公受伤者，准许预支二周薪金，出院后，已婚周领一镑十二先令，单身汉周领一镑。这总算是份保障。但舆论界认为太菲薄。尤其有些地方遇纠察员受伤，薪金立即停付。而且供职还须自备救火唧筒等，出差自备车费。至十一月初，政府动手改善了。殉职的每名准领葬费七镑半。受伤的准续领十三周薪金。政府并立即发给钢盔、雨衣等必需品。而且开始训练一批后备员。随时补充。
　　但开仗以来，英国空袭方面最棘手的莫如防空壕问题，即把这问题视作一个中心的社会问题，也不为过火。因为它涉及安全、健康、纪律和道德。
　　九月中旬安德生当内务部长时，大批伦敦市民携妻抱子，夹了被卷，佯买一站票往地铁里挤，而部长在警告着：地道车系交通工具，绝不容许人民当防空壕使用。过了两个月，全市地铁每日四点后就成为合法的避难所了。再不需买票，有几条线还停了车专为避难用。这是人民的一大胜利。自十月十九号起，地道车站上有夜宵早点卖了。次日，第一批两千张双层床架起了。于是，玩起纸牌夹，难民带来种种乐器，地狱变成了天堂。十月底，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地下室设起简易图书馆，放映起科教片，北伦敦一个地下室还有了一种报纸，名叫《瑞士茅屋人》，距我的住处仅隔一站。第一期社论是《论打鼾》。文中写道：“本站睡有一千五百位难友，打鼾者至少有一千六百五十人。”某通讯员谓“昨晚一位美丽女郎距我仅六英寸。我正欣赏这朵睡莲时，她忽然鼾声大作，使我深为幻灭”。编者末尾加按语云：“汝应称幸知足。普通男子欲尝此幻灭，尚须先入教堂行礼。”
　　美国那鲁大学图书馆听说这么一种别致的报纸问世，还特意从大西洋彼岸来函索取呢。
　　防空壕是怎样一个奇怪的生活场所！一个醉徒跑进某处防空壕，嚷道：“呔，我乃希特勒遣来的伞兵是也。尔等全已在我掌握中，谁敢动一动，小心吃我的子弹！”并在口袋中比画，把避难的妇孺吓得乱叫。还是一个熟识的妇人认出他来，打了他一巴掌。这人醒后被罚两镑，另付诉讼费十五先令。有一地发现成帮的流氓。还有一个难免的现象：小小窃案也是习见的，尤其每人手提包皮皮里必有点宝贝。这里躺着打大呼的男子。也难怪，他们白天开着货车或造着军火，晚上一伸腿，身子下面是硬邦邦的水泥地。但有三百难友，十个打呼的即可搅得全睡不成。所以难友们自动轮流派一个人 负责“摇打呼者”，一闻呼声立即跑过去推他一把。这里也睡着国难不忘美容的女秘书、女店员。睡前照常用发夹把头发卷成乱蛇一般，用玉容油润了她们的粉颜，早晨上班前，还先染染手指甲。
　　纽约一位哲学家立在大西洋彼岸赞叹说：“汪洋那方是欧洲，也即是地狱。海水爬着涌着，填补着掘蛤者留下的足印。月亮由海面上升了。我确知地狱过后，宇宙的空间潮汐将梳平时间的沙滩。新的掘蛤者还将来到──也许还是更好的。”
　　一九四0年十一月十六日，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