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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我们的头儿朱亚而言，每一天大概都不那么容易度过。一天里给一个人设置了多大的障碍，让你费力地通过，好比一个关口，只有通过了才算一天。有时候人真的通不过它……朱亚好几次吃了一点食物又吐掉，整个人已经瘦得可怕。他领导的这支队伍也不如意，因为是几个单位凑起来的，所以大致分成了几摊，各自为战，只有到了大汇总时才聚一聚。难得开一个会，因为人员难以召集，平时又都分在各处。我想这次勘察工作会大大地伤害朱亚的身体。他的副手黄湘已经完全不听调度，有时招呼也不打一个就回机关去了。他也相当忙碌，好像正从事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工作。
　　有一天我无意中发现了黄湘在所有图表的复制件上都注上了另一种数据——谁也弄不明白这些数据是怎么搞来的，因为这与勘察中全部推敲核实的数据相去甚远。我问他，他不答，只是不停地吸烟，眯着眼看我。他嘴角的笑意十分含混。我不得不去问朱亚，朱亚只是说：“要严格标注，每一件图表要订正核对多次……”
　　他正处于特别的忧虑之中。他不愿意与我交谈压迫心口的那一切，这我已经感到了。也许他觉得我是一个不足以信任的人，可是他在有些方面却能与我推心置腹。他给我看一大本一大本的歌子，这都是在野外写下的。他甚至跟我谈起了野外相逢的姑娘——小水的故事。他对她的思念一直深深地埋着。
　　黄湘又一次进城去了。我想这家伙不是去找那个糟烂小报的女记者，就是去向领导打小报告。但我从没向朱亚说出类似的判断。
　　深夜，我偶尔写写歌子，余下的很多时间都在阅读陶明教授的著作。有时我请教朱亚有关问题，谈起陶明的时候他才话语滔滔。我听说陶明后半生历尽了坎坷，晚年十分悲惨，但一问到这上边，朱亚就把话题岔开。
　　天开始温暖，槐花凋谢了，满地的绿草长得越来越高。朱亚要与我徒步穿越平原东部，填补几处图表上的空白。这儿惟一的一架简易帐篷也被我们带上了，同时还有野炊的东西。仅仅是朱亚的药物就带了一大包皮，这不免令人沮丧。行前我曾建议他再做一次复查，他说一切自己都心中有数。就这样上路了。
　　一路上他的兴致很高，原野改变了他的心情。只有胃部阵痛袭来时他才皱皱眉头，其余时间都乐呵呵的。他好几次吟出了新的歌子。我们沿着芦青河堤向北，一路看着茂密的蒲苇和荻草、一些高大的青杨、矮矮的挤到一起的河柳和灌木，听着嘁嘁喳喳的大苇莺、树鹨、山斑鸠的叫声，偶尔还能听到大鱼在河里击水。但是眼下的河道已经比记忆中的窄多了，它的大部分已被茂密的蒲苇所占据，最窄的水道只有几米宽。在离大海十几公里处，我们开始注意接近入海口的一些变化。这里属于河潮土，土中基本没有被氯化物侵蚀，所以非常适于耕种。不过一些盐碱地植物已经开始出现，像盐角菜、灰绿碱蓬等等。朱亚说以前有过海水倒灌的报告，那都是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水位过低时海水压入陆地水层造成的。现在看这儿控制得很好，一直到离海岸线很近的地方，水样中只含极少的氯化物——眼下的地表植被与前一段的报告是相一致的。再往前走就可以看到一座座的沙丘链了，不过它们的绿化仍然很好。朱亚伸手指着前面一片开阔地说：“这是我十几年前来过的地方，我对这一带还熟。不过今天那些林带已经没有了……”

　　我们在到达那个扇形河口之前折向了东部。我知道我们将由此径直走向那个有名的农场。奇怪的是两人从来没有约定，但我却知道。只是我从不提起它，对方也不。这儿离那个农场有三十多公里，我们却要走两三天，因为其间还有几个勘察项目。一路上我们尽可能地绕开那些大一些的村镇，在野外歇息过夜。这是一种职业习惯。
　　越往东走，那种平畴开阔、麦浪翻涌的景象越是罕见了。土地被割成了一个个小块，庄稼的种类和长势都不同，大部分都显得很瘦弱。几乎所有的地方都缺水。田边上没有多少树，连过去见到的那些毛白杨也只剩下了残枝断叶。上一个季节里长出的矮小玉米棵没有收，在原地腐烂。田野上极少见到人做活，而稍微开阔一些的大路上却总是流动着身背包皮裹的人。听口音他们都是来自远处的打工者。已经实施的开发项目就在平原东部，而我们正着手准备的却是比那个项目大几十倍的另一次“大开发”。它将改变整个平原。
　　一处处积满了污水的大坑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显然是附近的工业小区排放出来的。在通向河海的疏通渠道挖开之前，这些污水就只能存在这儿，这完全是为了提前开工。前边是一道道铁丝网和砖墙圈起的大片土地，地上生满了荒草，新生的木贼科植物已经长达数尺，像蛇一样在地上爬行。老鼠大白天在荒地上溜达，见了铁网外的行人并不理睬。本来挺好的一条路就这样被截断了，我们不得不绕开。那些村庄过去都被高大茂密的树木围拢着，这个初夏却像被突然剥去了彩衣，那么寒酸地裸露在泥土上。一个个灰色的低矮瓦房伏在那儿，张望着一个喧嚣的平原。
　　在那些打工者成群结队的宽路上，不断拥过一些高级轿车，把打工人群都挤到了路边洼地，引起了刺耳的叫骂。越往东这种轿车越多，简直像是从土里冒出来似的，阳光下像一串闪亮的铁链子。前边一道高围墙上插满了彩旗，扬声器正播放出一个男人嘶哑的摇滚，接着这摇滚又被一阵猛烈的鞭炮声打断了。一辆辆轿车在墙外的空地上停下来，越聚越多，我和朱亚不由得站下观望。

　　鞭炮声越炸越烈，一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这时太阳升到了半空，空地上的各种轿车已经排成了阔大的一片，远看似一个彩色的大湖。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车辆聚在一片原野上，不由得惊叹起来。“又一个开发项目要剪彩了。”朱亚自语似的说一句，拍拍我的肩膀，“走吧伙计。”
　　再往东走几乎看不到大片庄稼地，有一多半干脆就给抛弃了。这真可惜。一个老人在田边上铲土，我们走了过去。朱亚问这里的耕作情况，老人说：青壮年都出去打工——有的搞建筑，有的进山开矿，没有几个留下种地的。种地也没有水，地下抽不上水来了，从西边河里引水又太远……走开不远朱亚说：“他不知道，西边那条河也保不了多久，那个大项目如果一开，这儿所有的河流、渠水，包皮括这一带沿海，全部都要完蛋……”
　　为了看一下东部近海区域，我们绕了个远路，走向了海滩。这里原有一片片的洋槐树，它与西部平原上春天的槐花海是连成一体的；可眼下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片片焦死的槐棵。连矮矮的小叶杨、紫穗槐棵子也在作最后挣扎。地上的隐子草、大画眉草和华北臭草、朝鲜碱蓬，已经早早迎来了自己的冬季。它们都开始枯黄发干。这显然是海水倒灌引起的。偶尔看到一些远东羊茅还绿莹莹的，那也全靠了地表的一点淡水。一旦地下海水泛上来，一切也就完结了。
　　前面有一群人正脱了上衣挖排污沟，一溜儿排开，望不到边；问了问，大多都是附近村里的人，有的还是极远的地方来的打工者。朱亚说，这就是准备把积在那些大坑里的污水引到海里……这个海湾多么可爱啊。这一下完了……
　　这个夜晚我们在海滩上支起了帐篷。由于备有一个胶皮水囊，所以宿营地不必依赖一处淡水湾。尽管这样，我们还是设法找到了一片小小的水洼。这是很久以前人们挖来灌溉的一个大沙坑，现在已经淤塞得只剩下了几平米的水面。我蘸了一点水尝尝，发现基本上还算淡水。晚饭我们用一个大号茶缸熬了一点米粥，米粥中投了一点干菜，主食是焦干的锅饼。其实朱亚已经吃不下多少了，因为他一路上都靠一种特制的饼干止疼。

　　天暗下来，我们让火继续燃着。野外有一堆火总是个安慰，这是我在山区生活时留下的一个习惯。想不到朱亚也喜欢这样。我们对着火聊天，喝一种花茶——它又香又苦。可能是这堆火的吸引，一会儿有了嘁嘁的说话声，接着我们看到了靠近的两个人：一男一女，都十分年轻，不过二十多岁的样子。他们蹲在火旁，嘻嘻地笑。问了问，知道是打工的，男的在海边上挖沟，女的在开发区刷油漆。他们是新婚的一对外地人，夜里要聚到一起。我们找出一个杯子给他们喝水，他们高兴极了。朱亚对他们的到来十分高兴，话也多起来。原来小伙子是边远省份的人，高考落榜后就出来打工了，一路向东——妻子是他在一家私营工厂垒墙时熟悉的女工，那个工厂主每个月都要欺负她，他看不下去，就在一个深夜大雨中领她逃了……
　　小伙子很瘦，但眼睛很大很亮，牙齿洁白。女的眼窝很深，显得额头很鼓。她的皮肤略黑，一双腿长长的，让人想起一匹很能奔跑的马。她捂着杯子喝水，不时地给男人喂一口，笑眯眯的。这样呆了一会儿，她突然说：“他会唱歌呢……”
　　朱亚眼睛一亮：“那唱呀！”
　　小伙子咬住下唇停了一会儿，推了女的一把，然后就手撑着地唱起来。他的脸涨得通红，那歌声先是柔细，越来越宽阔、越响亮；他唱着唱着闭上了眼睛，微仰着脸儿，换气时像口吃一样，下巴摇动着。这歌声一下子就把人抓住了……我忍不住和朱亚一同叫起好来。朱亚说：“太好了！这比舞台上那些歌手唱得好……”
　　姑娘自豪地推推他：“都说他唱得好。他还考过什么院来……那些人瞎了眼……”
　　小伙子接答：“艺术学院。”
　　朱亚严肃地低下头。
　　露水使衣服有些潮。我们往一起凑了凑。天上的星星又大又近，它们怎么离我们这样近哪。夜深了。我们四个人喝过了很多水，水囊空了，这使我有些担心。谁知小伙子抓起水囊就要到那坑里去灌，朱亚说不知那水好不好；小伙子说没事，一连几天他都喝这水……他俩要在这儿过夜，可帐篷又太窄；他们说根本就不需要帐篷，把一些干草拢一拢，然后就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躺下了。
　　我们睡不着。朱亚这个夜晚很激动。他说自己想起了很久以前——那时大学刚毕业不久，跟上陶教授到野外勘测，就这样睡过帐篷。陶教授自己嗓子不好，可他喜欢听年轻人唱歌，总是动员我唱一个唱一个，他……朱亚的嗓子哑下来。我似乎看到他颊上有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