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摩天大楼耸立在眼前，光线从它们的肋骨间透出，
　　看到从哈来姆到炮台公园的整个纽约展现在眼前，
　　看到被蚂蚁般的人群堵塞的街道，
　　看到高架铁道上的车呼啸而过，
　　看到人流涌出剧院，我隐约想到，
　　不知我的妻子怎样了。
　　——亨利·米勒《北回归线》
　　下午3点半，绿蒂里面空无人影。一缕阳光透过人行道上的梧桐叶照进来，四周的空气里有暗尘浮动，书架上的时尚杂志和唱机里的爵士乐都有种奇怪的阴影，仿佛从30年代残存到现在，一堆声色犬马的残骸。
　　我站在吧台后面无所事事。没生意的时候总是会让人觉得闷的。
　　领班老杨在里面的小房间打瞌睡，他作为老板的亲戚兼心腹日夜驻守在这店里，管着账，也管着我们几个服务生。
　　我的搭档蜘蛛趁着这空当儿溜到街角转弯处的电脑商行，去淘一些便宜的小配件。
　　他是个一心一意要做超级黑客的问题少年，算我的半个校友，有150的智商，却没能读完复旦计算机专业本科课程，原因是多次攻击上海热线，并且用疯子般的机智盗用别人的账户在互联网上神游。
　　我和他，一个曾经前途无量的记者和一个名震一方的电脑杀手，时过境迁，在咖啡馆做侍者，这不能不说是生活的喜剧性之一。错误的地点，错误的角色，却交织成一个青春之梦的漩涡的涡心。工业时代的文明在我们年轻的身体上感染了点点锈斑，身体生锈了，精神也没有得救。
　　我开始摆弄一大瓶养在水里的白色香水百合，手指和那些白色妩媚的花瓣缠绕在一起，分外温柔。爱花的天性使我变成不能免俗的女人，但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在镜子里的脸比作一朵有毒的花，并在我那一鸣惊人的小说里尽情泄露关于暴力，优雅、色情、狂喜、谜语、机器、权力、死亡、人类的真相。
　　那架老式的转盘电话机用刺耳的声音响起来，是天天打来的。几乎每天这个时候都能收到他的一个电话，恰好是我们对各自所呆的地方感到厌倦的时候。他迫切而又煞有介事地说：“老时间，老地点，我等你一起吃晚饭。”
　　黄昏的时候，我脱下那身作为工作服的丝绸短袄和迷你裙，换上自己的紧身衫裤，提着手袋步履轻松地走出咖啡馆。
　　这时华灯初上，商店的霓虹像碎金一样闪烁。我走在坚硬而宽阔的马路上，与身边穿梭的成千上百万的人群车流相互融合，恍若人间爆炸的星河。城市最动人的时分降临了。
　　棉花餐馆位于淮海路复兴路口，这个地段相当于纽约的第五大道或者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远远望去，那幢法式的两层建筑散发着不张扬的优越感，进进出出的都是长着下流眼珠儿的老外和单薄而闪光的亚裔美女。那蓝荧荧的灯光招牌活像亨利·米勒笔下所形容的“杨梅大疮”。正是因为喜欢这个刻薄而智慧的比喻（亨利写了《北回归线》，穷而放纵，活了89岁，一共有过5个妻子，一直被我视为精神上的父亲），我和天天经常光顾此地。
　　推开门，转头四望，看到天天在一个舒适的角落向我举手示意。令我猛吃一惊的是，他身边还坐着一个时髦女郎，戴着一眼就能认出然而又动人心魄的假发，穿黑色闪光面料的吊带装，小小的脸上金粉银粉搽了一大把，仿佛刚从匪夷所思的火星旅行回来，带着一种匪夷所思的冲击力。

　　“这是马当娜，我的小学同学，”天天指一指那奇怪的女孩，惟恐不能引起我的足够重视，补充说，“她也是我在上海几年里惟一的朋友。”然后对那女孩介绍我，“这是倪可，我的女朋友。”说完他自然而然地拉起我的手，放在他的膝盖上。
　　我们互相点头微笑，因为都做了小蝴蝶般纯洁的天天的朋友，也彼此有了信任和好感，她一开口就吓我一跳，“好几次在电话里听天天说起你，一说就是好几小时，爱得不得了，都让我觉得嫉妒了。”她笑着说，嗓音极其沙哑低沉，像古堡幽灵这类悬念片里一个老妇人的声音。
　　我看了一眼天天，他装作没有那回事。“他喜欢打电话，一个月的电话费可以买只31寸大彩电。”我顺口说，说了又觉自己格调不高，凡事都与钱相关。
　　“听说你是作家。”马当娜说。
　　“哦，可我很久没写了，而事实上……我也算不上是作家。”我感到一丝羞愧，空有一腔热情是不够的，而我看上去也不太像作家。这时，天天插话说，“噢，CoCo已经出过一本小说集，很棒，有一种令人信服的观察力在里面。她以后会很成功的。”他平静地说着，脸上毫无恭维之意。
　　“现在我在一家咖啡馆做服务生。”我实事求是地说，“你呢？挺像演员的。”
　　“天天没说过吗？”她脸上掠过一丝揣摩的神情，似乎在想我对她的话会有什么反应，“我在广州做过妈咪，后来嫁人了，再后来老公死了，留下一笔巨款，现在我就过着幸福生活。”
　　我点点头，表现得从容不迫的样子，心里却升起一个惊叹号，原来眼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富孀！我明白了她身上那股风尘味从何而来，还有她那种尖锐慑人的眼神，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江湖女杰这类角色。
　　我们一时中止了谈话，天天已经点了莱，依次端上来，都是我喜欢的本帮菜。“你要吃什么可以再点的。”天天对马当娜说。
　　她点点头，“其实我的胃好小的，”她用双手拱成一个拳头大小的形状，“对于我，傍晚总是一天的开始，别人的晚餐就是我的早餐，所以吃不多，这些年乱七八糟的生活已经把我身体变成个大垃圾场了。”
　　天天说，“我就喜欢你是垃圾场。”我一边吃一边观察她，她拥有一张只有充满故事的女人才会有的脸。
　　“有空儿来我家好了，唱歌、跳舞、打牌、喝酒，还有各种奇怪的人可以让你人间蒸发。我住的屋子前阵子刚装修过，光灯具和音响就花了50万港市，比上海有些夜总会还牛Ｘ。”她说，脸上却丝毫没有得意的表情。
　　她包皮皮里的手机响起来，她拿出来，换上一种沙而肉感的声音。“在哪儿呢？猜你就在老五家，终有一天你会死在麻将桌上的。我现在跟朋友吃饭，晚上12点再通电话吧。”她嘎嘎嘎地笑着，眉眼间风情闪烁。
　　“是我新交的小男朋友打来的，”她放下电话对我们说，“他是个疯狂的画家，下次介绍你们认识。现在的小男孩很会说话的，刚才他口口声声说要死在我床上。”她又笑起来，“不管真真假假，能哄得老娘高兴就好嘛。”

　　天天不闻不问地在看手边的《新民晚报》，这是他与之沾边的惟一市民气的东西，以此来提醒自己还住在这个城市。我在马当娜的直率面前有些拘谨起来。
　　“你蛮可爱的，”马当娜盯着我的脸说，“不光柔美，还有股男人喜欢的孤傲劲头，可惜我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否则在那个圈子里我会把你做成最红的小姐。”
　　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对不起，对不起哦，只是开玩笑。”
　　她的眼睛在灯光下飞快地转动着，显出一种神经质的兴奋。让我想起古今中外众多的风月老手，都有这种八面玲珑但又人来疯的毛病。
　　“不要乱说，我很嫉妒的。”天天从报纸上抬起头，满怀爱情地看了我一眼，一只手环到我的腰上。我们总是并排坐，像连体婴儿那样，即使在一些高级场合这样坐有失礼仪。
　　我微微一笑，看着马当娜，“你也很美呀，另类的那种，不是假另类，是真另类。”我们在棉花门口告别，她在和我拥抱的时候说，“亲爱的，我有一些故事要告诉你，如果你真想写本畅销书的话。”
　　她又与天天紧紧相拥，“我的小废物，”她这样称呼他，“看好你的爱情，爱情在这个世界里是最有力的，它可以让你飞让你忘记一切，没有爱情像你这样的孩子会很快完蛋，因为你对生活没有免疫力，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她对我们飞吻，钻进停在路边的一辆白色桑塔纳2000，开着车一溜烟儿似的消失了。我回味着她的话，那些话语里埋藏着哲理的碎片，比夜色更闪烁比真理更真。而她的那些飞吻还留在空气里，余香犹存。
　　“真是个疯女人。”天天高兴地说，“但她很棒，是不是？以前她为了防止我一个人在房间里呆久了做傻事，经常在半夜里带我出去在高架公路上飚车。我们喝得很多，还抽大麻，就这样我们很HIGH地游荡到天亮。再以后我就碰到了你，一切都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你跟我们不太一样，是两种人，你有很强的进取心，对未来充满希望，你和你的进取心对我就意味着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相信我的话吗？我从不说假话的。”
　　“傻瓜，”我拧了一下他的屁股。他痛得尖叫，“你也是个疯女人。”在天天的眼里，不同于正常范畴里的人物，尤其是疯人院里的人，都是值得推崇的对象。疯子只因其聪明之处不被人理解才被社会认为是疯子，美的东西只有与死亡、绝望甚至是罪恶联系在一起才是可靠的美。比如患了白癜风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割了耳朵的梵高、终生阳痿的达利、同性恋者艾伦·金斯堡，还有美国50年代冷战时期因被疑为共产党间谍关进疯人院、割去小脑叶的影星法默小姐。一生浓妆艳抹的爱尔兰男歌手GavinFriday，在最穷的时候徘徊在饭店外只为了乞讨一块牛排，徘徊在路灯下只为了乞讨坐地铁的一毛钱的亨利·米勒，多么像一株自生自灭，生机勃勃的野生植物啊。
　　夜色温柔。
　　我和天天依偎着走在干净的淮海路上，那些灯光、树影和巴黎春天百货哥特式的楼顶，还有穿着秋衣步态从容的行人们，都安然浮在夜色里，一种上海特有的轻佻而不失优雅的氛围轻轻弥漫。

　　我一直都像吮吸玉浆琼露一样吸着这种看不见的氛围，以使自己丢掉年轻人特有的愤世嫉俗，让自己真正钻进这城市心腹之地，像蛀虫钻进一只大大的苹果那样。这想法让人心情愉快，我拉起天天，我的爱人，在人行道上共舞。“你的浪漫都是即兴的，像急性阑尾炎。”天天小声说。几个行人向我们这边张望，“这叫拖着懒步去巴黎，我最喜欢的狐步舞。”我认真地说。
　　我们照例慢慢步行到外滩。每逢夜深，这儿就成了一个安静的天堂。我们爬到和平饭店的顶楼，我们知道一条翻过女厕所的矮窗，再从防火楼梯爬上去的秘密通道。爬过很多次，从来没有人发觉过。
　　站在顶楼看黄浦江两岸的灯火楼影，特别是有亚洲第一塔之称的东方明珠塔，长长的钢柱像xxxx直刺云霄，是这城市生殖崇拜的一个明证。轮船、水波、黑黢黢的草地、刺眼的霓虹、惊人的建筑，这种植根于物质文明基础上的繁华只是城市用以自我陶醉的催情剂。与作为个体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无关。一场车祸或一场疾病就可以要了我们的命，但城市繁盛而不可抗拒的影子却像星球一样永不停止地转动，生生不息。
　　想到这一点，让我自觉像蚂蚁一样渺小。
　　这种念头并不影响我们站在这积满历史尘埃的顶楼上的心情。在饭店老年爵士乐队奏出的若有若无的一丝靡靡之音里，我们眺望城市，置身于城市之外谈我们的情说我们的爱。我喜欢在习习从浦江吹来的湿润夜风里，脱得只剩胸衣和底裤，我肯定有恋内衣癖，或者自恋癖、当众裸露癖之类的毛病，我希望此情此景可以刺激天天的性欲神经。“不要这样，”天天痛苦地说，转过头去。
　　于是我继续脱，像脱衣舞娘那样。肌肤上有蓝色的小花在燃烧，这轻微的感觉使我看不见自己的美。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身份，仿佛只为了全力制作一个陌生的神话，在我和心爱的男孩之间的神话。
　　男孩目眩神迷地坐在栏杆下，半怀着悲哀，半怀着感激，看女孩在月光下跳舞，她的身体有天鹅绒的光滑，也有豹子般使人震惊的力量，每一种模仿猫科动物的蹲伏、跳跃。旋转的姿态生发出优雅但令人几欲发狂的蛊惑。
　　“试一试，到我身体里来，像真正的爱人那样，我的蜜糖，试一试。”
　　“不行，我做不到的。”他缩成一团。
　　“好啦，我就往楼下跳吧，”女孩笑起来，抓住栏杆作势要爬出去。他一把抱住她，吻着她。支离破碎的情欲找不到一条流淌的通道，爱情造成的幻觉，肉体不能企及的奇迹，还有被冥冥中的神驱赶着失败但狂欢着的幽灵。所有粉尘扑向我们，粘住了我和我的爱的咽喉。
　　凌晨3点，我蜷缩在宽大而舒适的床上，注视着旁边的天天，他已经入睡或者假装入睡了，房间里有种别样的宁静。他的自画像挂在钢琴的上方，是一张毫无暇疵的面孔，谁能拒绝爱这样一张脸？这灵魂的爱一直撕裂着我们的肉体。
　　我一次次地在爱人身边用纤瘦的手指自读，让自己飞，飞进性高xdx潮的泥淖里，想象中永远有一盏罪与罚的长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