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喜欢朋友。上学的时候，真说得上是“交游甚广”，从最高班到最低班，加上学院部各系，以及劳师、简师、乡师、幼师，各部，每一班都有我的朋友，所以直到现在，只要遇见老同学，提哪一班，我都有熟人，甚至连姓名都不会忘记。喜欢朋友的天性，使我在上学时大部分的时间都和朋友在一起，读书反而成了次要的事。而我的朋友是各种性格都有的，有喜欢运动的，有喜欢音乐的，有喜欢吃零食的，有喜欢聊天散步的。也就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左右逢源。看运动会时，因为运动员中有我的好朋友，所以，我比别人看得格外起劲，也使我比别人更了解运动规则。和各项运动会的花花絮絮。有音乐会的时候，我也比别人开心。因为演奏或演唱的人是我的朋友。我第一个被她们的琴韵或歌声感动。当我想要聊天的时候，我有喜欢聊天的朋友。当我想要散步的时候，我有喜欢散步的朋友。甚至我想溜出校门去买零食的时候，也自有这一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与我偕行。而当我为应付考试而不得不开夜车的时候，我找班上功课最好的朋友，她可以做我临时恶补的老师。
　　学生时代的朋友真可说是多彩多姿。离开学校，走入社会之后，所接触的人，不若学校的同学那样容易相与。所以，在刚开始做事时，所经常来往的仍是以前在学校时所交下的一些朋友。最令我怀念的是一位会填词的同学，她比我班次低。离开了学校之后，赶上抗战，我有一段时期，在乡下教书，学校发不出薪水，生活很苦。那时，她接济我一切的费用，连写信的邮票都是她附在信中寄来。逢到寒暑假，总是她寄旅费来，让我到天津她的住处去度假。假期里，一切吃用固然是她盛情招待，就连肥皂、牙膏等一应日常用品，她也在开学之前为我买齐。然后，买张车票把我送回学校。而我们在她那间租来的小屋里，成天谈的都是些虚无缥缈。我们谈诗，谈音乐，谈对远方的撞憬，谈属于少女们的罗曼蒂克的梦。现实问题反而不在我们谈话的范围之内。过了几年之后，这位好朋友环境转环，而我开始有了一点余力，于是，轮到我为她找工作，接济她的生活。

　　我一直相信，好朋友多半都是在学校的时候交到的。走人社会之后，虽也偶尔遇到一些谈得来的，或在工作上必须合作的人，而且感情似乎也相当接近，但总觉其中缺少一些真正的坦白或诚挚，彼此丝毫不存成见、不设防备的时候就很少。我常说，一个人，一旦懂得如何由别人的环境（而不由他的本人）去衡量别人的时候，他就不容易交到真正的朋友了。读书的时候，大家穿一样的制服，过一样的生活，受一样的待遇，仿佛同学每一个人生来就是相同的。很少有机会去想到某个同学的家世、出身与背景。因此，大家的感情是发乎自然，不带功利与实用的目的的。走入社会之后，衡量人的标准就很自然的有了改变。在认识一个人之前，几乎无可避免的要先了解他的家世与背景。而一旦掺入了这些了解，那感情就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像同学之间那么真挚与单纯了。

　　我不知别人是否如此，我却是直到现在，仍然毫无办法地喜欢单纯的由一个人的本身去认识他、有时，当我与一个人交往了很久之后，忽然发现了他（或她）有某些显赫的家人或亲戚关系，我就难免感到失望。友情似乎只有在单独的个人之间最容易维持。
　　此外，一切的关系都会对友情有或多或少的牵制。这种情形，在结婚之后，就更为明显。
　　丈夫的朋友不见得是太太的朋友，太太的朋友更不见得是丈夫的朋友。尤其这其间还牵涉到不同性别所造成的顾忌，也容易使人动辄得咎。而大家为了迁就家庭，往往宁愿放弃或疏远朋友，不久以前，我想约几位老同学聚一聚，左约右约，这个时间不行，那个时间有事；有的是“老爷”在家，她不便擅离职守，有的是“老爷”不在家，她更不便擅离职守。那么，把“老爷”一同请来呢，大家又一致认为有了他们，谈话都不自由，结果还是吹了，不是女人不要朋反，而是女人结了婚就不属于自己。其实，男人又何独不然？他们结了婚，也同伴不属于自己。为了家庭，总不可避免要牺牲一些朋友——特别是那些最适于做朋友的“名士派”的朋友。

　　而且，人们社会经验越深，对朋友二字的了解就越差。前几天，我打电话约一位我认识不久但很谈得来的女士，到舍下小聚。她很世故地一面答应，一面道谢，一面说：
　　“其实，你有什么事要我做，在电话里交待一下，也就行了，何必这么客气呢？”当下，我真是欲辩无从，怎么说呢？她已经被功利的人们包皮围惯了，因而觉得所有的友谊都隐藏着一点功利的目的。而我对她那一点真正的友谊也就无从辨认了。结果，我还是请了她，她也如期光临了。但是，我猜想，她一定到现在还在寻思，我究竟有什么地方需她帮忙。否则，以现在这样的社会，怎么会有一个傻瓜肯单单为了友谊而请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