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红墙巷那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每到入夜，黄桷兰飘香，香得人觉都睡不着……
　　——2006年母亲节旧文
　　我还清晰地记得妈妈年轻时的样子，眼睛大大的，是一种清丽的漂亮，一头黑黑的长发像那个保守时代每一个文艺女兵一样低调地卷上去，短短的，以免闲言碎语。记忆中妈妈很爱拿梳子慢慢梳自己的头发，有时候也梳我的头发，边梳边说：“儿子，以后要当法官，要像拉兹那样当法官，保护妈妈......”这是《流浪者》里的台词，说到这里，她通常会哭。
　　后来知道，她的父亲一夜间被打成右派、现行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嫌，直至死在一间阴冷潮湿的瓦房里，死的时候腿浮肿得发亮，手指一戳就是一个坑。他差不多和毛主席同一天过世，“革委会”不准举行追悼会，一个反革命分子不可以和伟大领袖同时进行追悼会。
　　我妈在团里本是演全本《玉堂春》和《贵妃醉酒》的，后来只能演台湾来的女特务、偷公社粮食的地主小姐。这算幸运的，很多成分不好的女演员被剃了阴阳头，站在高板凳上坐“喷气式”（双手反剪站在凳子上，被人从后面一脚踢翻凳子向前摔出去）......和那个时代大部分女人一样，妈妈的生活一直充满巨大的不安。记忆中，她和爸爸一直没完没了地吵，没完没了地哭，终于离婚。
　　随着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像她这样的黑五类不可以留在文艺团体，要么被打倒，要么去藏区。后来有机会去了一家街办工厂，工作是往电瓶里注硫酸、盐酸,切割整根的钢筋。自幼闻水粉长大的她受不了盐酸呛人的味道，能把水袖舞得行云流水的她，抱不起粗大的钢筋。她做工时还戴着丝巾，下工后要用香皂洗手，再仔细抹上友谊牌雪花膏。大姐们就说，这是资产阶级小姐作风，要改造。
　　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自己确实应该进一步改造。她开始穿上了硌人的工装，混迹于一帮指节粗大、孔武有力的女工中，学习一边蹲在马路边上吃饭，一边大声说话。为了配合大家，当大姐们讲些荤段子时，她不时也发出爽朗的笑声。于是，一个很好的青衣就这样被无产阶级姐妹改造了。
　　可是我妈还是很孤独，她知道自己无论怎么爽朗地笑还是跟其他姐妹不一样。她常说自己有三个梦想：一是重新回到舞台，二是儿子能出人头地，再就是能住上小时候

　　住过的那种四合院，成都红墙巷39号。我妈的父亲是晚清公派留日学生，后因中日邦交恶化愤而回国，曾在北师大任教，抗战时期在关麟征盛邀之下兼任过黄埔文职教官，生活还算富足，居住得相当不错。
　　我妈回忆：那时候我们家啊，前庭种着两棵桂树，后园种着一棵黄桷兰，从夏到秋，香得人睡都睡不着......我妈小时候很调皮，常求着勤务兵带她去后花园捉麻雀，先撒把米，用木棍儿支着笮盖，有麻雀跑来吃食，就果断把细绳子一拉。她还喜欢穿红色的跳舞鞋，学上海来的太太那样踮起脚跳交谊舞......总之，成都红墙巷39号是我妈美好生活的标志。那是一个典型的成都风情的小巷，春天来时，燕子在发黄的房檐下飞来飞去，衔食营巢，哺养儿女，等到深秋，燕子走了，银杏树会把叶子洒落一地，碎金般夺目。
　　我妈已经七十多岁了，有严重的老年骨质增生，所以她重回舞台的梦想已无法实现。她另一个梦想即儿子出人头地，看上去也十分渺茫。我时常想，如果这辈子就这样不着四六了，也一定要让她实现自己第三个梦想：住到属于自己的四合院去。
　　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这个国家的命运影响到所有中国妇女的命运，命运一方面试图摧毁她们，一方面又让她们像竹子般坚韧。一次事故让妈妈毁掉了她美丽的嗓子。那天，她为了给一个急于赶路的司机的电瓶充电，手忙脚乱忘记了戴上口罩，不小心吸进大量挥发的盐酸，当即哑掉了。她是半个月后才能说话的，但已全无当年的“嘎呗儿脆”。当年在团里只有妈妈才能唱两个全本的《玉堂春》，她师傅花湘蓉说过：这丫头能把井水唱成溪水。我还记得，那天妈妈勉强恢复声音后，抱着我流了好久的泪，半天才哑哑地对我说出一句：“儿子，妈妈爱你……”
　　后来就是改革开放，旧有的秩序被无情打破，新的秩序还未建立，街头出现各种各样新式商品，生活也出现从未有过的压力。为让儿子能跟别的同学一样吃到抹了果酱的早餐面包皮，穿上白色运动鞋参加校运动会，我妈辞去月工资二十多块的街办工厂，办起了私人幼儿园。这样一个新的工作让我家每月能挣到近五百块钱，后来因搞了“全托”激增到两千块钱。我家有钱了。我妈挣到第一个两千块时，带我去水碾河边上的成都饭店吃了一顿很好的西餐，她还在旁边的小杜裁缝店里做了一件漂亮的旗袍，问年龄尚小的我，边衩是不是开得太高了。

　　那是一段艰苦岁月，妈妈每夜都睡不安稳，生怕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出了大事。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妈妈患有严重的失眠症。无数个夜晚，我看见她蜷伏在靠近孩子们的一张小床上疲惫入睡。曾在舞台上翻弄过云手的漂亮手指，也因清洗孩子们的衣物而关节变大、皮肤粗糙。我发誓让妈妈过上好日子，要让她住上好房子，让她能在秋天嗅到桂花香，夏天嗅到黄桷兰香，看房檐下燕子们飞去飞来，带着孩子们去后花园捉麻雀......但我不是一个很能挣钱的人，这样的目标太过奢侈，我只有竭力写字，竭力让我和我妈能够目标靠近。
　　后来，我带领我妈用一笔不多的钱从四楼换到一楼，楼前有一小块空地，她种了桂树、梨树、玉兰......一个冬天过去，花儿们依次开放，我妈的眼神变得年轻。再后来，我借钱买了一处离城市很远但很便宜的顶层复式楼，在楼顶上种了很多花花草草。等花开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太粗心，我妈的身体大不如前，高血压、骨刺经常折磨着她，每次爬楼都要花很长的时间。但妈妈说：没事儿，我应该加强锻炼，住得高好啊，空气清新。但她脸上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她不过是在安慰她的儿子。
　　这样的事情给我惩罚。有一天我妈正在洗澡，无声无息就倒下了。蛛网膜破裂导致的脑溢血，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三十的生存可能。那晚我徘徊在省医院门口，决定无论如何给我妈买一处不用爬楼的房子。很是奇迹，我妈竟然活过来了，醒来后第一句话就是，梦到院子里种了很多的花，那个花真是香啊，竟能把人飘起来了......2000年我跳槽的一家报社用二十四万的转会费让我支付了一处电梯公寓的首付，从此我妈不用与骨刺作斗争，她可以轻松地上下楼去菜市场买菜。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钱为她买到一楼，而一楼有近两百平方米的花园。
　　那一年，致力于给自己营造中产阶级梦幻的我，对新房进行了一场所谓“新殖民地混搭风格”装修。可隐隐感到我妈很失落。她再也不能在家里做豆瓣了，全封闭落地窗的阳台，也不可以种花养草。她搞不懂我为何要在客厅里装一个假壁炉却不能取暖，中央空调让她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妈最不爽的是，为了追忆一下曾经的青衣时光，她刚在阳台上吊一吊嗓子，保安就迅雷不及掩耳跑上楼提醒：有人提意见了......

　　妈妈还是想念红墙巷，想念燕子飞来飞去的样子，晚上黄桷兰香得让人睡不着觉......她多次提出能不能搬到一楼住，想种花儿，再种点黄瓜、香葱，绝不打农药，比菜市场还新鲜。我哂然“真是老土”。这时，妈妈就不说话了，默默地听我阐述“后殖民地风格”的装修理念和文化气息。后来，她还会主动向来的客人阐述这殖民地风格：这个啊，跟殖民地其实不是一回事，其实是很先进的。
　　我妈越老越还小了，神情和行为显示出不可逆转的幼稚。除了缠着我要礼物，还缠着我打扑克牌，偶尔还会偷牌，趁我不注意就偷走好牌，得手后一脸诡异的微笑。可是老眼昏花，全然没发觉她儿子其实偷走了更多的好牌......很多时候我看不下去，悄悄把好牌塞到该她摸的轮次上。她大获全胜，就很开心，开始回忆小时候坐在四合院的葡萄架下打扑克的光景。除了花香，饿了还可以从窗户向后街挑担子的小贩卖两碗枸杞汤圆，边吃边听留声机里的胶木唱片......如我不想听，她就生闷气，又要去看已经滚瓜烂熟的《大宅门》，一个人念叨好几个人的台词，感叹今不如昔……
　　事实上，我妈并不是苦大仇深的劳动妇女，也不是课本教的那种慈祥而厚重的朱德式母亲，一生默默而坚韧地支持着革命。我妈只是一个没落人家的女子，她不喜欢工厂，不喜欢土改，骨子里甚至反感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认为那场革命拿走了原本属于她的一切，包皮括四合院。她认为她更应该属于红墙巷的生活，在春熙大舞台上舞动长长的水袖。她的经历让她复杂、敏感，一个旧式官宦家庭的女子因中国革命的变幻从而命运多舛，执着着类似张爱玲小说中的某种老式的浪漫。
　　她甚至将她的儿子当成她对这个世界关于男人的全部希望。至少，儿子能够让她重回红墙巷居住的时光，对于她而言，这无比重要，而且神圣。
　　我只能不停地写下去，一个字、一个字的累积，像一块砖、一块砖的垒砌，让她真的能重回红墙巷39号，看春去春来，燕子飞去来兮，在被烟火熏得发黄的屋檐下衔草筑窝，哺育儿女，晚上黄桷兰飘香，香得连觉都睡不着
　　那是一个曾经漂亮、被中国式革命和中国式生活弄得无比神伤的女人，一辈子的梦想。
　　15/05/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