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能随便抓起孩子,然后强迫他们变成他想要他们成为的人,也不管这会不会伤到他们。不管它是对还是错。你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想改造我们。现在我是我们中惟一的一个,还能到这房子,和你坐在一起。”
　　考普兰德医生眼中闪着明亮的光,鲍蒂娅的声音响亮而生硬。他咳嗽,整张脸在颤抖。他想拿起已冷了的咖啡杯,但手却不听使唤。他泪水盈眶,戴上眼镜,想掩饰自己。
　　鲍蒂娅看见了,立刻走近他。她抱住他的头,将脸颊贴在他的额头上。“我伤了我父亲了。”她温柔地说。
　　他的声音冷硬。“不。重复关于伤感情的废话,不仅愚蠢而且很不开化。”
　　泪水沿着他的脸慢慢地流下来,火光使它们呈现出蓝、绿和红色。“我真的很抱歉。”鲍蒂娅说。
　　考普兰德医生用棉手帕擦了擦脸。“没事了。”
　　“我们别再吵架了。我受不了。每次我们在一起,总有很不好的感觉。我们不要再像这次这样吵架了。”
　　“好的,”考普兰德医生说，“我们不吵架。”
　　鲍蒂娅抽了抽鼻子,用手背擦鼻子。她站在那儿,抱着父亲的头,抱了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她最后擦了擦脸,走近炉子上盛甘蓝的罐子。
　　“快熟了,”她高兴地说，“我想现在我要做一些好吃的烤玉米面包皮,和甘蓝配着吃。”
　　鲍蒂娅穿着长筒袜的脚在厨房里缓慢地移动,父亲的目光追随着她。他们再一次沉默。
　　他的眼睛还是湿的,东西的轮廓是模糊的。鲍蒂娅真像她的母亲。多年以前,戴茜也是这样在厨房里走动,沉默而忙碌。戴茜不像他这么黑——她的皮肤像棕色的蜜一样美丽。她一直是安静而温柔的。但温柔的背后,她身上有一种固执的东西,不管他如何有意识地研究它,他始终弄不清妻子身上这种温柔的固执。
　　他会教导她,他会告诉她所有藏在内心的想法,她始终是温柔的。但她不会听他,她坚持自己的方式。
　　随后,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鲍蒂娅出生了。他对他们降生的使命感是如此强烈,他知道他们应该做的每一件事。汉密尔顿将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卡尔·马克思是黑人种族的教育者;威廉姆,一名与不公正作斗争的律师;而鲍蒂娅将是为女人和孩子治病的医生。
　　在他们还是婴儿时,他就教育他们,必须摆脱他们肩上的枷锁——服从和懒惰的枷锁。等他们大一点时,他不断地强调,没有上帝,但他们的生命本身是神圣的,因为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有一个真正的使命。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话,他们远远地坐在一起,用大大的黑孩子的眼睛看着自己的母亲。戴茜坐在那儿,根本没有听,温柔而固执。

　　因为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威廉姆和鲍蒂娅的真实使命,他清楚地知道每一个细节应当是怎样的。每年秋天,他带着他们进城,为他们买上好的黑鞋子和黑袜子。他给鲍蒂娅买了黑色的羊毛裙料,做衣领和袖口用的白色亚麻。男孩子们则是黑色的羊毛裤料,做衬衫用的精制白亚麻。他不想让他们穿鲜艳轻浮的衣服。他们上学后,就想穿那样的衣服,戴茜说他们很尴尬,他是一个严厉的父亲。他知道屋子里的摆设应该是什么样。不能有花里胡哨的东西——那些华而不实的年历,带蕾丝边的枕头或小摆设——屋子里的每样东西都应该是朴素、暗色调的,它象征着工作和真正的使命。
　　有一天晚上,他发现戴茜给小鲍蒂娅的耳朵打了孔。还有一次,他回家时,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个胖脸、大眼睛的鬈毛娃娃——穿着羽毛做的裙子,戴茜是温柔的,强硬的,不肯把它拿走。他也知道戴茜在教孩子们要逆来顺受。她告诉他们地狱和天堂的故事。她使孩子们相信鬼神和鬼屋。戴茜每星期天去教堂,忏悔地向牧师谈到自己的丈夫。她也总是固执地带孩子们去教堂,孩子们在教堂里听布道。
　　整个黑人种族都病了,他每天忙得要命,有时还要忙半个通宵。一天漫长的工作之后,巨大的疲乏感降临到他的身上。但只要他一打开房门,疲乏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他进了房间,威廉姆往往正在用卫生纸包皮裹的梳子上吹曲子,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在掷骰子赌小钱玩,而鲍蒂娅正在和她母亲一起哈哈大笑。
　　他需要从头开始,用别的方式。他拿出他们的课本,开始和他们交谈。他们紧紧地坐在一起,看着他们的母亲。他说啊说,可孩子们拒绝理解。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黑色的恐怖的黑人式的情感。他尽量安静地坐在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和沉思,直到找到平静,重新开始。他把房间的窗帘放下来,这样屋子里只有明亮的灯光、书本和沉思的气息。有时这种平静不能到来。他还年轻,可怕的情感不能因为阅读而消失。
　　汉密尔顿、卡尔·马克思和鲍蒂娅害怕他,他们看着母亲——有时当他意识到这点时,他会被黑色的情感征服,他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他不能阻止这些可怕的事情,后来他完全不能理解它们。
　　“晚饭闻起来很香,”鲍蒂娅说，“我们最好现在就吃,要不然赫保埃和威利随时会来找我。”

　　考普兰德医生调整了一下眼镜,将椅子拉到桌旁。“你丈夫和威廉姆晚上在哪儿?”
　　“他们扔马蹄铁玩呢。瑞蒙德·琼斯家的后院有一个玩马蹄铁游戏的场子。瑞蒙德和他妹妹乐芙·琼斯,每天晚上都玩。乐芙是个很丑的女孩,我才不介意赫保埃和威利去他们家,他们想什么时候去都成。他们说了,可能十点差一刻来找我,现在我估计他们随时都会到了。”
　　“趁我还没忘,” 考普兰德医生说，“我猜你经常收到汉密尔顿和卡尔·马克思的信。”
　　“汉密尔顿写过信。他几乎把祖父农场的活全包皮了。巴迪啊,他在莫拜尔——你知道他从来都写不好信。但巴迪一直和人处得很好,所以我不担心他。他是那种总能混得不错的人。”
　　他们静静地坐在晚餐前。鲍蒂娅不停地看碗柜上的钟,赫保埃和威利应该到了。考普兰德医生的脑袋俯在碟子上。他手拿着叉子,好像有千钧重,手指在抖。他简单地吃了几口,每一口都咽得很艰难。空气有些紧张,似乎两个人都在找话说。
　　考普兰德医生不知道如何开头。有时他觉得他过去对孩子们说的太多了,而他们理解的又太少,现在根本不知再说些什么。过了一会儿,他用手帕擦了擦嘴,犹豫地开口。
　　“你很少说自己。和我说说你的工作,你最近都在做什么。”
　　“我当然还在凯利家啦,”鲍蒂娅说，“但我告诉你,父亲,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那儿待多久。工作很辛苦,要干上很长时间。这倒没什么。我担心的是工钱。我一星期应该有三块钱，可有时凯利太太会少给我一块或五毛。当然她事后会尽快补上。可这让我心里不踏实。”
　　“这可不成,” 考普兰德医生说，“你怎么受得了?“
　　“不是她的错。她没办法,”鲍蒂娅说，“一半的房客不付房租,维持所有的开销是一大笔钱。说实话——凯利家差点就见官了。他们的日子可真不好过。”
　　“你应该能找到其他的工作。”
　　“我知道。但凯利一家是白人中真正的大好人。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三个小孩就像我自己的亲人一样。我觉得是我抚养了巴伯尔和那个小婴儿。尽管米克和我在一起总要吵架,我对她也有很亲的感觉。”
　　“但你要想想你自己。”考普兰德医生说。
　　“米克,噢——”鲍蒂娅说，“她真是个问题。谁也不知道怎么管教这孩子。她自大和固执到了极点。一直有点鬼迷心窍。我对这孩子有古怪的感觉。我觉得哪天她真的会让人大吃一惊。不过到底会是好的还是坏的吃惊,我不知道。米克有时让我搞不明白。但我可真喜欢她。”

　　“你要考虑的首先是你自己的生存。”
　　“我说过了,这不是凯利太太的错。维持那个又大又旧的房子,花费可真多,他们又不付房租。房客里只有一个人给的房租很可观,而且从没拖欠过。那人刚住那儿不久。他是镇上的一个聋哑人,也是我惟一很近的见过的一个——但他真是个好白人。”
　　“高个,瘦长,灰绿色的眼珠?”考普兰德医生突然问道，“对每个人都很有礼貌,穿得很讲究?不像是这镇上的人——更像是北方人,也许是犹太人?”
　　“是他。”鲍蒂娅说。
　　考普兰德医生的脸上现出热切的表情。他把烤玉米面包皮掰碎,泡进碟子里的甘蓝汁,重新有了胃口。“我有一个聋哑病人。”他说。
　　“你怎么会认识辛格先生?”鲍蒂娅问。
　　考普兰德医生咳嗽,用手帕捂住嘴。“我只见过他几次。”
　　“我最好现在收拾,”鲍蒂娅说，“威利和我家赫保埃要到了。有这么棒的洗碗池和水龙头,这些小碟子眨眼间就能洗完。”
　　白种人无声的傲慢是他这么多年想遗忘的事物。当怨恨占据他时,他会思考和研究。在路上,在白人周围,他的脸上写着尊严,他保持沉默。年轻时,他的称呼是“小鬼”，现在是“大叔”。“大叔,快去街角的加油站给我叫一个工人过来,”前不久坐在车里的一个白人对他嚷道。“小鬼,帮我个小忙。”——“大叔,做啊。”但他不去听,他继续走路,身上保持着尊严,他沉默。
　　几天前,一个喝醉了的白人走近他,开始拽着他在马路上走。他带着他的包皮,还以为有人受伤了。但这醉鬼把他拖到一家白人开的餐馆,柜台边的白人无礼地向他吼叫。他知道醉鬼是在取笑他。即使是那时,他始终保持着尊严。
　　但是遇到这个高挑、瘦长、灰绿色眼珠的白人时,却发生了不一样的事,这样的事在他和别的白人打交道时,根本不可能发生。
　　几星期前,一个漆黑的雨夜。他刚接生回来,站在街角的雨中。他想点一支烟,一连几根火柴都打不着。他嘴里叼着没点着的烟,这时一个白人走了过来,递给他一支点燃的火柴。黑暗中,火柴的光焰照亮了彼此的面容。白人朝他笑着,替他点烟。他不知道说什么,这种情景过去从未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