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没有客人时,辛格就去看夜场电影。他喜欢坐在后座,看演员在银幕上说着、走着。进电影院前,他从来不注意电影的名字,不管放的是什么,他都报以同样的热情。
　　七月的一天,辛格突然没有任何预兆地离开了。他房间的门是开着的,桌上放着一个信封,是写给凯利太太的,里面装着上星期的房租——四块钱。他少量的物品也不见了,房间非常干净和空旷。他的客人来了,看见空落落的屋子,离去时除了吃惊,还有一种受伤的感觉。没有人能想象他为什么会这样离开。
　　辛格在安东尼帕罗斯住院的小镇度过了整个暑假。这次旅行他计划了好几个月,他想象着重逢后的每一个时刻。他提前两个星期就订好了酒店的房间,他把火车票藏在信封里,装进衣服口袋,一直带在身上,很久很久。
　　安东尼帕罗斯一点儿也没变。辛格走进他的房间时,他温和从容地走过去迎接他的伙伴。他比以前还要胖了,但脸上梦幻般的表情依然如故。辛格拎着好几个包皮,胖希腊人首先注意的就是这个。辛格给他带来了鲜红的晨衣,柔软的拖鞋,两件带字母图案的睡衣。安东尼帕罗斯仔细地检查盒子里的包皮装纸,当他发现包皮装纸下面并没有藏着好吃的东西,不屑地将礼物一古脑地倒在床上,再也不看它们了。
　　屋子很大,阳光充足。几张床有间隔地排成一行。三个老人在一角玩纸牌游戏,压根也没注意辛格或安东帕尼斯。两个伙伴单独坐在房间的另一头。
　　对辛格来说,他们曾经的日子几乎是恍如隔世了。有太多的话要说,他手语的速度赶不上他的脑子。绿色的眼珠在燃烧,额头的汗闪闪发亮。曾有过的快乐和喜悦又回来了,这喜悦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无法自控。
　　安东尼帕罗斯漆黑油亮的目光始终落在他的伙伴身上,但他一动不动。双手懒洋洋地摸索着裤裆。辛格告诉他,最近他有不少访客。他告诉他的伙伴,他们带走了他的孤独。他告诉安东尼帕罗斯,他们是很奇怪的人,他们总在说话——但他喜欢他们来找他。他给安东尼帕罗斯画了杰克·布朗特、米克和考普兰德医生的速写。他发现安东尼帕罗斯一点也不感兴趣,便立刻把速写揉成一团,不去提它了。护理员进来说时间到了,这时辛格想说的话只说了不到一半。但他离开了房间,非常疲倦,也非常幸福。
　　病人只能在星期四和星期日接待朋友。无法和安东尼帕尼斯在一起的时候,辛格一个人在洒店的房间踱步。
　　第二次的探访和第一次一样,惟一不同的是三个老人无精打采地看着他们,没有玩纸牌。
　　辛格费了半天劲,才得到允许,可以把安东尼帕罗斯带出去玩几个小时。他事先为这次小小的“远足”做了最充分的准备。他们租了一辆出租车去了野外,四点半他们去酒店的餐厅吃饭。安东尼帕罗斯尽情地享受他的大餐。他点了菜单上一半的菜,贪婪地大吃大喝。饱餐一顿后,他还赖着不肯走。他抱着桌子不放。辛格哄他,出租车司机都想动武了。安东尼帕罗斯顽固地坐在那里,他们靠近他时,他就做下流的手势。最后辛格去酒店经理那里买了一瓶威士忌,才把他骗到出租车上。辛格把未开封的酒瓶扔到车窗外时,安东尼帕罗斯失望和生气地哭了起来。“远足”的尾声令辛格十分伤心。
　　下一次的探访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两个星期的假期就要结束了。安东尼帕罗斯早已忘了不久前的不愉快。他们坐在上次坐过的角落里,时间过得飞快。辛格的手指绝望地诉说,狭长的脸十分苍白。最后的时刻到了。他拉住伙伴的胳膊,深深地望进他的脸,就像他们过去上班前分手时的凝视。安东尼帕罗斯睡意蒙眬地看着他,没有挪动身子。辛格离开了房间,双手死死地插在兜里。
　　辛格一回来,米克、杰克·布朗特和考普兰德医生就来看他了。他们都想知道他去了哪里,为什么没有告诉他们他要离开的计划。但是辛格假装听不懂他们的话,他的微笑高深莫测,令人费解。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去辛格的房间,和他度过晚上的时光。哑巴总是很体贴和镇定自若。他色泽丰富的、温柔的目光像巫师一样庄重。米克·凯利、杰克·布朗特和考普兰德医生会来到这里,在这寂静的屋子里诉说——因为他们觉得哑巴总是能理解一切,不管他们想说的是什么。而且可能比那还要多。
　　1
　　这个夏天和米克记忆中的所有夏天都不一样。并没有发生什么。并没有发生可以用语言描述的事件。但是她感觉到了某种变化。那段日子,她一直很兴奋。早晨她迫不及待地要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到了晚上,她最憎恨的事就是上床睡觉。

　　一吃完早饭,她就会带孩子们出去。除了三顿饭,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玩,基本上是在大街上闲荡——她拖着拉尔夫的童车,巴伯尔跟在后面。她的脑子永远被思考和计划所占据。偶尔她会突然抬头看看,而此时他们往往在小镇的某个角落,连她都不认得的地方。有一两次她在路上遇到了比尔,她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比尔不得不拽住她的胳膊,她这才看见他。
　　清晨时分,天气还算凉爽,人行道上的影子在他们面前拉得很长。但是到了正午,天空热得要烧起来。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很多时候,即将发生在她身上的计划都和冰雪有关。有时她好像是在瑞士,所有的山都被大雪覆盖,她在冰冷的绿兮兮的冰面上滑行。辛格先生和她一起滑着。也许是卡罗尔·隆巴德或阿托罗·托斯卡尼尼在收音机里演奏。他们一直滑冰,然后辛格先生掉进了冰窟,她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在冰下游泳,救出了他。这是一直盘踞在她头脑里的计划之一。
　　通常,他们逛了一会儿后,她就把巴伯尔和拉尔夫放在阴凉处。巴伯尔是个呱呱叫的孩子,她把他训练得很乖。如果她告诉他,不要去听不见拉尔夫哭声的地方,巴伯尔肯定不会跑到两三条街外和别的孩子打弹子球。他只会在童车附近一个人玩,所以她把他们扔下,心里并不怎么担心。她不是去图书馆翻翻《国家地理》,就是漫无目的地东游西荡,不停地思考。如果她身上有点钱,就去布瑞农先生那儿买一瓶可口可乐或是“银河”巧克力。他给孩子们打折,五分钱的东西只要三分钱。
　　然而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她在干什么——音乐无处不在。有时她边走边唱,有时她静静地聆听内心深处的曲子。她脑子里有各式各样的曲子。有的是在收音机里听到的,有的就在她的头脑里,不必从任何其他的地方听到。
　　晚上孩子们上床以后,她就自由了。这是她一天里最重要的时光。她独自一人的时候,很多事在发生,在黑暗中。一吃过晚饭,她就又跑到外面去了。她不能告诉任何人她晚上干了什么,她妈妈问起时,她会信口编一些听起来合理的谎话。大多数时候,别人喊她,她就像没听见一样跑掉了。只有对爸爸她不这样。爸爸的声音里有某种东西,让她无法逃脱。他是整个镇上最魁梧、最高大的男人之一。但他的声音非常轻缓和慈祥,他开口时,人们会大吃一惊。不管她有多匆忙,只要爸爸叫她,她一定会停下来。
　　这个夏天,她发现了一个以前所不知道的爸爸。在那之前,她从来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单独的个体来看待。他经常会喊她。她走进他工作的前屋,在他身边站几分钟——他的话她却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一天晚上,她突然“发现”了爸爸。那晚并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她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使她有了这种感觉。随后,她觉得自己长大了,似乎像理解别人一样理解了爸爸。
　　那是八月末的一个晚上,她再不动身就迟了。九点之前要到那所房子,必须这样。她的爸爸叫她,她进了前屋。他颓然地靠在工作台上。他待在这里,看起来总有点不自然。去年他出事以前,一直是油漆工和木匠。每天早晨天蒙蒙亮时,他就套上工装裤出门,一整天都不回家。晚上,他偶尔摆弄一通钟表,作为业余的工作。他试了很多次,想在珠宝店找到一份工作,这样就可以整天穿着洁白的衬衫、打着领结,一个人坐在工作台前了。现在他再也不能做木匠活了,他在房子的前面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廉价修理钟表”。可他的模样一点不像大多数干这行的——他们在小镇的商业中心,都是动作敏捷、皮肤黝黑、个子矮小的犹太人。工作台对爸爸来说太矮了,他巨大的骨节松松垮垮地连在一起。
　　她的爸爸盯着她看。她能看出来他并没有什么事情要喊她。他只是太想和她说话了。他试图起一个话头。褐色的眼睛在他又长又瘦的脸上显得很大,他头发掉光了,灰白光秃的头顶使他看上去不设防。他看着她,不说话;而她着急要走。她必须在九点整之前到那里,没有时间了。她的爸爸看出她有事,清了清喉咙。
　　“我有东西给你,”他说，“没多少,也许你可以给自己买点什么。”
　　其实他没必要仅仅因为孤独和想说话,用给她五分、一角钱作为借口。他挣的钱只够他每星期喝两次啤酒。椅子旁的地上放着两个酒瓶,一个已经空了,另一个刚打开。每次喝酒时,他总想找人说话。她的爸爸摸了摸皮带,她把目光闪开了。这个夏天,他像一个孩子,把攒下的零用钱藏起来。有时藏在鞋子里,有时藏在他在皮带上挖的豁口里。她不太情愿收下这一角钱,但当他递给她时,她的手自然地打开,准备接住钱币。

　　“我有这么多事要做,不知道从哪开始。”他说。
　　这恰恰是真相的反面,他和她一样很清楚这一点。他很少有钟表要修,完成少量的工作以后,他会在房子里转来转去,四处找零活干。晚上他坐在工作台前,清洗旧发条和齿轮,一直磨蹭到睡觉的时间。他摔断髋骨以后,没办法安静下来,每分钟他都要忙个不停。
　　“今晚,我想了很多很多。”她的爸爸说。他倒了些啤酒,在手背上撒了几粒盐。他先舔了舔盐,从杯子里喝了一口酒。她太着急要走,几乎站不住了。她的爸爸注意到这点,想说什么——但他叫她来并没有特别的事。他只是想和她说会儿话。他想开个头,却又咽了回去。他们就这样看着对方。寂静在蔓延,而两人谁都无话可说。
　　这就是她“发现”爸爸的时刻。不是说她发现了一个新的事实——她一直凭本能而不是大脑了解爸爸的生活。此刻,她只是突然明白她明白了她的爸爸。他是孤独的,他是一个老人了。因为小孩子们都不会主动找他,因为他挣的钱很少,他感到自己被这个家抛弃了。在孤独中,他想靠近任何一个孩子——而他们都太忙了,意识不到这一点。他感到自己是一个无用的人。
　　当他们对视时,她明白了这一点。这带给她一种奇特的感觉。她的爸爸捡起钟表发条,用浸在汽油里的刷子清洗它。
　　“我知道你忙。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
　　“没有,我一点儿不忙,”她说，“真的。”
　　那天晚上,她在工作台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们聊了一会儿。他说到收入和开支,他说如果他换一种方式经营的话,生意会如何如何。他喝着啤酒,满含热泪,用衬衫袖口擦着鼻子。那天晚上她和他待了好一会儿。尽管她急疯了。但是出于某种原因,她不能告诉爸爸她脑子里的那些事——那些炎热而黑暗的夜晚。
　　这些夜是秘密的,它们是整个夏天最重要的时光。在黑暗中,她独自一人走在路上,像是小镇上惟一的居民。夜里,每条街道都像她家所在的街区一样亲切。有些孩子害怕在晚上走过陌生的地方,可她不怕。女孩们害怕路上突然窜出一个男人,像**已婚妇女一样把她们糟蹋了。大多数女孩都是神经病。如果一个块头和乔·路易斯拳王。——译注或山人迪恩摔跤手。——译注一样的男人向她扑过来的话,她会撒腿就跑。但是如果那家伙重量不超过她二十磅的话,她会狠狠地揍他,然后接着走路。
　　夜晚是美妙的,她根本没时间自己吓唬自己。一旦黑暗降临,她满脑子都是音乐。散步时,就给自己唱歌。她感到整个镇子都在倾听,而且他们不知道唱歌的人就是米克·凯利。
　　夏季这些自由的夜晚,她长了很多音乐的见识。小镇的富人区家家户户都有收音机,所有的窗子都是打开的,她能听得一清二楚。很快她就知道哪家的收音机里有她想听的节目。有一户人家总是在收放所有美妙的交响乐。晚上,她跑到那所房子,溜进黑暗的院子里,倾听。房子的周围长满了美丽的灌木丛,她就坐在窗下的小树丛里。节目结束后,她站在黑乎乎的院子里,双手**口袋中,长时间地回味。这就是整个夏天最结实的部分——听收音机里的音乐,细细地品味它们。
　　“先生,请关上门。”原文为西班牙语。——译注 米克说。
　　巴伯尔像带刺的蔷薇一样刻薄。“小姐,请帮个忙。”原文为西班牙语。——译注他回嘴道。
　　在职业学校学习西班牙语是很棒的事。说一门外语让她感觉自己很有见识。每天下午上课时,她都很愉快地学说新的西班牙语单词和句子。一开始,巴伯尔被难倒了,她一边说外语,一边观察巴伯尔的脸,感到很有趣。很快他追上来了,不久以后巴伯尔就可以复述她说的每句话。他也记住了他学到的每个词。当然他不知道那些句子都是什么意思,但她说那些句子时,想表达的也并不是它们的原意。这孩子学得真是太快了,她不得不放弃西班牙语游戏,转而急促地说一些生造的词。很快他就揭穿了她的把戏——没人能骗得了老巴伯尔·凯利。

　　“我要假装是第一次走进这房子,”米克说，“这样我才能看清那些装饰究竟好不好看。”
　　她走出屋子,站在前廊,又走回到门厅站着。整整一天,她、巴伯尔、鲍蒂娅和爸爸都在忙着为这次派对装饰门厅和餐厅。装饰物是秋天的树叶、藤蔓和红色的绉纸。餐厅的壁炉架上和衣帽架后面是鲜黄的树叶。他们在墙上铺了藤蔓,桌上会放上盛果汁的大钵。红色的绉纸被剪成长长的流苏形状,沿着壁炉架垂下来。椅背上也缠绕着红流苏。装饰足够了。没问题。
　　她用手蹭了蹭额头,眯长了眼睛。巴伯尔站在她身边,模仿她的每一个动作。“我真希望派对能顺利。我真希望。”
　　这是她举办的第一个派对。她参加过的也不超过四五个。去年夏天她去过一次舞会,没有一个男孩请她散步或跳舞,她一直站在果汁钵旁边,作壁花状,直到所有的点心和饮料都吃完了,然后她就回家了。这次的派对肯定不会像上次那样。几个小时后,她邀请的人就要陆陆续续地来了,喧闹就要开始了。
　　她想不起派对的主意是如何钻到她脑子里来的。她上职业学校不久后,突然想到这个主意。中学棒极了,样样都和语法学校不同。如果她和海泽尔或埃塔一样去上速记课,她是不会这么开心的——她得到了特许,可以上男孩们的机械课。机械、代数和西班牙语都很美妙。英语有点难。她的英语老师是米娜小姐。大家都说米娜小姐把自己的脑袋卖给了一个著名的医生,卖了一万块,她死后他可以把它切开,看看为什么她如此聪明。写作课上,她炮制了这样的问题:“说出八个当代有名的约翰逊博士”,“引用十句《威克菲尔德牧师》里的话”。她根据花名册点名,在课堂上,她的成绩记录本一直是打开的。虽然她很聪明,却是个阴沉的老处女。西班牙语老师去欧洲旅行过。她说在法国人们会扛着面包皮棍回家,包皮都不包皮;他们站在路上说话时,面包皮棍会撞到路灯柱上。在法国根本就没有水——只有酒。
　　职业学校几乎是完美的。课间的时候,他们在走廊里转来转去,午餐休息时学生们在体育馆玩耍。有一件事很快令她不安了。走廊里人们三三两两走在一起,每个人似乎都属于特定的小圈子。一两个星期内她在走廊和课堂认识的人,只限于和他们打打招呼——仅此而已。她不是任何小圈子里的人。语法学校时,她想和哪帮人玩,随便就可以混进去,不用多费脑筋。这里就不同了。
　　第一个星期她一个人在走廊里踱步,思考这件事。她想属于一个小圈子,她在这上面花的心思几乎和音乐一样多了。这两个念头在她的脑海里一直犬牙交错。最后她想到了办派对。
　　她对邀请对象要求很严格。不能是语法学校的孩子,不能小于十二岁。她只邀请十三到十五岁之间的孩子。她邀请的朋友都是在学校走廊里可以打招呼的人——不知道名字的人,她也打听到了名字。她给有电话的人打电话,其他的人她上学时就当面邀请了。
　　电话里她说的是同样的话。她让巴伯尔把耳朵贴过来一起听。“这是米克·凯利,”她说。如果他们没听清这名字,她会不断地重复,直到他们明白。“星期六晚八点我要举办一个舞会,我想邀请你。我住在第四街一〇三号a公寓。”a公寓在电话里听起来挺时髦的。几乎所有被邀请的人都答应了。几个难对付的男孩想显得聪明些,反复追问她的名字。一个男孩想扮酷,说,“我不认识你”。她马上回敬了一句:“你吃**去吧!” 除去那个聪明的家伙,有十个男孩和十个女孩,她知道他们都会来。这是一个真正的派对,它和任何她去过或听说过的派对都不一样,要好得多。
　　米克最后审视了一遍门厅和餐厅。她在衣帽架前站住,面前是“老脏脸”的相片。这是她妈妈祖父的照片。他是美国内战时的少校,死在了战场上。不知哪个孩子在照片添上了眼镜和胡子,铅笔的印记被擦掉以后,少校的脸脏得鬼画符一样。这就是她称他为“老脏脸”的缘故。这张照片在三联框的中央,两边是他的儿子们。他们看上去像巴伯尔那么大。身着制服,脸上有惊讶的表情。他们也死在了战场上。很久以前了。
　　“我想把它取下来,它和派对不配。看起来太平常了。你觉得呢?”